美国“201条款”与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分析

美国以国内贸易法“2 0 1条款”为依据 ,掀起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美国的“2 0 1条款”与WTO的“保障措施协定”存在抵触。钢铁贸易保护是一种单边主义行为 ,将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稳定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必须作出应对的战略选择 ,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从美国启动201条款谈保障措施制度

美国于 2 0 0 2年 3月启动 2 0 1条款 ,对进口钢铁采取保障措施。包括中国、欧盟、日本等国及利益方在内的各国对此均作出了反应 ,各有关国纷纷要求与美国磋商 ,并向世贸组织申诉 ,有些国家还拉出了报复清单。此案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第一次利用世贸规则来解决贸易争端 ,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排除措施”条款适用的法律效力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非排除措施”(NPM)条款适用的法律效力对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双方至关重要.NPM条款涉及东道国两个层次的法律责任:一是对投资母国的条约责任;二是对外国投资者的契约责任.NPM条款的适用只能排除前一责任.     

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第三回合——“201条款”争端之法理探源和展望

本文概述2002—2003年“201条款”争端案的内容、进程和结局,并回溯到1994年的美国“主权大辩论”以及1998—2000年的“301条款”争端案,进行宏观的综合考察,指出“201条款”争端案实质上乃是晚近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大交锋的第三回合,是此前两次大交锋的继续和发展。三次交锋的实质都是美国经济霸权与各国经济主权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争斗;都是植根于美国在1994年“入世”之初就已确立的既定方针:力图在“入世”之后仍然推行其单边主义政策,以维护和扩大其既得的经济霸权。美国在“201条款”争端案中败诉之后,对上述既定方针毫无改弦易辙之意,其单边主义的霸权顽症可能随时复发,WTO多边主义仍然前途多艰。     

中国在WTO第一案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案首次听证会散记（下）

WTOLitigation-《WTO诉讼》,共935页,定价为310法郎,折合1750元人民币,在瑞士日内瓦WTO总部的书店被一次买走了7本。这是一本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程序和案例研究专著。售书的老太太见一次买走这么多价格昂贵的书,惊讶地问:Whereareyoufrom?Japan?她听到的答复却是China。买书者是中国派往日内瓦参加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首次听证会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这是中国入世之后,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到WTO打官司。诉讼的起因是2000年3月20日美国根据其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款对全球输入美国的10种钢铁产品采取了保障措施,损害了很多WTO成员的利益,包括中国在内。     

中国加入WTO与保障措施的适用

我国即将加入WTO,面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冲击,为了保护我国经济安全,援用某种为WTO所允许的贸易保护方法--保障措施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本文在对<保障措施协议>中保障措施的适用条件和程序作了比较详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人世后如何恰当地适用保障措施提出了一些建议.笔者认为,在建设我国保障措施机制方面,应在机制、体制和人制三方面齐头并进.     

WTO项下适用于中国纺织品出口的保障措施条款之比较

WTO项下可适用于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四种保障措施条款将可能成为WTO各成员国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竞相 适用的国际贸易规则之一。在国际经济法看来,它们在效力范围上具有一般法和特别法,在适用对象上具有一般 物和特殊物的差异。据此,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竞争对手在适用上述条款时的政策取向以及我们的应对策略。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限制

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依托美国强大的市场力量，已成为美国实施对外贸易威胁最有力的武器。作为一项单方面贸易报复性措施，由于其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实质相违背，“301条款”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在此背景下，WTO争端解决机制封“301条款”作了一些限制，对其实施之效力因此有一定的约束。但要封该条款的单边主义追行更有效的遏制，必须将“301条款”的效力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体制之中。     

中国在WTO第一案——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案首次听证会散记（上）

WTOLitigation-《WTO诉讼》,共935页,定价为310法郎,折合1750元人民币,在瑞士日内瓦WTO总部的书店被一次买走了7本。这是一本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程序和案例研究专著。售书的老太太见一次买走这么多价格昂贵的书,惊讶地问:Whereareyoufrom?Japan?她听到的答复却是China。买书者是中国派往日内瓦参加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案专家组首次听证会的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们。这是中国入世之后,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到WTO打官司。诉讼的起因是2000年3月20日美国根据其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款对全球输入美国的10种钢铁产品采取了保障措施,损害了很多WTO成员的利益,包括中国在内。     

WTO反补贴措施:价值理念与制度功能——对《SCM协定》的法理解读与思考

<SCM协定>通过对成员方专向性补贴行为的规范与制约,要求成员方政府在补贴问题上应确立起市场主体一律平等与规则平等适用、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与实现法律实质正义以及适当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理念.它既通过规则的严格实施维护公平竞争的国际经贸秩序,也通过对平等自由竞争观念的弘扬,推动国际社会能够内在生成公开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与道义准则.同时,更通过对成员方经贸关系的利益协调与规则调整,实现着其所特有的价值目标与制度功能.     

WTO贸易议题与社会政策连结的内在途径——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例的分析

在WTO体制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种类的产品，与之生产俱来的社会性非常强烈，自始就不适用WTO关于贸易自由化的一般规则，需将对社会目标的关注“内化”为贸易限制；然而从具体规则的表面，往往看不到其维护社会价值的表达，故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此乃本文所称的贸易议题与社会政策挂钩的“内在连结”形式。以农业的“多功能性”为典型例子，探讨二者“内在连结”之机理。其所得的原理，还可用以分析其他特殊种类产品的贸易议题以及与贸易有关的议题与社会政策的内在挂钩问题。在WTO农业议题的谈判实践中，运用农业的“多功能性”概念，既可有力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也能为我国所持的谈判立场提供正当性之基础。     

中美治理邪教的法律与政策比较——兼论中国反邪教法律与政策的正当性

邪教是人类之公敌.依法治理邪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在内的治理邪教的法律体系和综合治理机制.中国法律既规制宗教组织又规制宗教活动;美国法律主要规制宗教活动,不主张反邪教专门立法,确立了反邪教普通行为主义调整模式.美国注重综合运用其已有的相关立法条款,并以判例法的形式建立起了一整套管制宗教活动的规则体系.中国反邪教立法与政策既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也有广泛的国际法基础,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Expressing Uncertainty in Dental Age Estima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Methods of Calculating th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The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is defined by th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is usually expressed in multiples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 (±1sd, ±2sd, and ±3sd). The objective was to use weighting of the sd calculation by the number or count of subjects for each tooth development stage. A comparison show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ange of uncertainty using the unweighted sd and the weighted sd. The range of uncertainty related to Dental Age Estimatio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greater (p < 0.001) for the weighted sd compared to the unweighted s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number of subjects for each Tooth Development Stage in the Reference Data se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alculation for a single Dental Age Estimation using the Simple Average Method when presenting the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the point estimate of the “mean” for Dental Age Estimation of a single subject of unknown age.     

我国司法解释规则的新发展及其再完善——《07规定》与《97规定》的比较分析

与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出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相比,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无论在形式体例上还是在具体内容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新规则的制定依据有所扩充,从而凸显了依法行使司法解释权的应有宗旨;突出强调了协商一致,为"两高"共同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提供了制度雏形;扩大了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拓展了司法解释正当化的社会基础;但新规则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自己规定其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显然是一种"过于自大"的失当宣示;对于司法解释工作的监督机制似乎仅具形式意义。     

Bioethical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 in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transplantable organs: from UAGA to "Baby Fae"

In the last 35 years, organ transplant technology has advanced greatly. The major problem associated with organ transplantation is organ availability, and not surgery-related mortal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current organ procurement procedures and technologies, legislative responses to the scarcity of transplantable organs,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organ donation. Issues of fairness in the allocation of scarc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ethics i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decis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media are also consid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