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人民”欢迎我

去南京的路上,手机短信上不停地有“人民”在欢迎我：上海人民欢迎你!江苏人民欢迎你!我想如果再往北走,还会有“山东人民欢迎你!”“天津人民欢迎你!”“北京人民欢迎你!”……     

政治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前提就是尊重千差万别。对千差万别能够快速一刀切,被普遍认为是所谓的体制优势。但在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所谓体制优势的边际收益也迅速递减。政治做不到以人为本的最可怕的地方,也许并不在于权力的专横,而是权利残缺的人们抛弃责任的顺理成章。     

第三届全国高校“政治科学类”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发展”分会场会议综述

20 0 4年 4月 2 3日上午 ,来自全国 30多所高校的 80余名代表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会聚一堂 ,出席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政治科学类”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彦、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张国有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潘国华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浦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臧志军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分别致辞。此次研讨会是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发起的 ,并在 2 0 0 0年由中国人民大…     

脆弱的利益

变革时代从来就不乏各种悖论,当下就有典型的一个例子。当社会群体之间、官民之间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双方都会公开宣称不带有任何的政治含义,而只归结为利益问题,但现实的发展却往往走向了政治性的后果。相对弱势的一方所以强调利益而不突出政治,是为了自己的表达权能够获得体制性的认可,不愿意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树立为体制的对立面。并且,一般来说,相对弱势的一方走上"依法抗争"     

“利益代表”的理性回归

如果能够换一种思维,地方政府把身段放柔软一些,让利益代表能够进入体制内,让他们在理性和法治的轨道上理性维权,就有可能走出以前矛盾冲突的恶性循环。近些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城乡结合部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土地,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征用土地能够获得土地变更性质(从农业用土地到建设用地)带来的巨大收入,     

“救灾权”的垄断与打破

<正>2008年之后救灾权的垄断被逐步打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中国的治理结构中,第三部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改变了原来单一的治理结构。中国古代的政权经常通过自然灾害获得或增强其合法性。大禹治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禹本人不但凭借治水的重大贡献而取代舜成为部族领袖,还将权势延至家族二代。禹的儿子启凭借父亲的权威建立了夏朝,以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由于大规模救灾所产生的奇妙政治效果,历代统治者都将救     

逾越阶层鸿沟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阶层固化现象便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直到广为诟病。阶层固化,下层群体便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梦想成真的机会。相对贫富差距来说,阶层流动性是衡量社会更好的尺度。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     

直面矛盾,加强社会建设——专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

今年4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下称课题组)发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报告指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足以有效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提出必须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路,更加重视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引起知识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近日,以清华社会学系孙立平、郭于华、沈原、晋军等,再加上政法大学应星和毕向阳、北京大学周飞舟所组成的课题组,发表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为直面当下社会矛盾和出路的系列报告之二。报告开篇就指出,中国经过了30年市场化改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应对这种挑战。报告提出只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才能达致更有成效的治理能力。本刊特约记者卢思骋于共和国61岁当日,访问了课题组的郭于华教授。     

“精英”会带社会下层一起玩吗?

这些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们,会带下层玩吗?在社会分层中,当精英们和既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下层相遇时,会有什么发生呢?《左传·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否具有某种特色,都有社会学上所说的社会分层现象,根据人们所占有的权力、金钱、机会等社会资源,以及所处的利益结构的不同,分成各个不同的阶层等级——至于是否十等,那就要看怎么分了。     

2012年的“社会命运”

一个理性缺乏的社会根源于人们并没有多少机会,作为权利主体参与实际的政治-社会进程,从中找到尊严。对于中国社会来说,2012年就像英国人类学家特纳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是一种象征之林。在时间的轨迹上,这一年是这样走过来的:以年初的城镇化率达51.27%象征着社会结构翻开历史性的一页开始,以年末十八大后人们看到了     

从“经济政治”到“权利政治”

权利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独立的空间,使现在已经扭结为一个畸形的高风险系统的三者相对剥离开来,各自恢复自己的理性。     

非国大“卫冕”的悲情战术

经历了分裂和选战的戏剧性场面,非国大因祸得福地摆脱了困扰多年的内部矛盾,祖马在事实上已当选为新总统。但南非经济积重难返,就业率长期低迷,社会矛盾突出,治安恶化严重,被外媒认为不善庶政的祖马能否引导南非脱困,将是对百年老党非国大的更大考验。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谁来代表民意?

在社会利益多元分化加剧的今天,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代表怀有更高的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每年的全国两会,其政治价值是无与伦比的。超过5000名的代表和委员被普遍视为民意的集大成者,虽然他们的意见对诸多重大政治经济难题的解决未     

“唇”情的诱惑

与一直深爱自己的男友毅然决然地提出分手后,丽莎只身一人去了深圳,她到一家模特公司做了时尚新潮的"职业唇模"。自认为经得起各种利诱的她,很快坠入老总的温柔陷阱难以自拔。梦醒时分,迎接她的将会是什么?     

社会“变狠”

万物皆流。社会从来就不会一直呆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在向未来的演化中,或者在表层,或者在社会结构的内部,隐藏着一些神秘的符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我们仍能够模糊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和去年,和过去几年,在氛围、心态上已经有了一些不同。这个不同,就是社会变狠的趋势,正在被加剧。     

一个写手的“北漂日记”

离开故乡,来到北京,做了一名北漂之人;离开枯燥,经历彷徨,追寻一份梦境与理想。     

反腐“深水区”的政治思维

<正>类似于改革一样,中国的反腐也已进入到了深水区。副国级的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落马是一个象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仅仅是在表现     

政治的良心

腐败的加深表明权力自私的程度在加深,掌握改革主动权的人其公共精神在进一步减少,而需要捍卫的既得利益却越来越大。从暴力政治到良心政治,可以理解为权力的爱国理性战胜权力自利之心的过程。人们常用爱国主义一词表现在同其他民族的严重冲突乃至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英勇行为,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在最需要爱国主义精神的人类事务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无疑是公共事务领域内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