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现状分析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政府管理功能的重要因素。拟从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现状，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思考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问题。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社会化模式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整体变革对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有众多方面的局限且面临着国内外严重挑战，建立社会化公共管理新模式，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建立社会化公共管理新模式，要明确其必要性、可能性，规范其框架内容，树立新思维开创新途径。     

从实质性政策工具到程序性政策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显著意义。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虽深入发展,但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程序性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当代演化及政策工具的分类创新,阐释并比较程序性政策工具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效用特点及差异,揭示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源起与价值体现。探寻程序性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契合,希冀丰富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创新。     

我国城市更新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是用一种综合的、整体性的观念和行为，对城市中衰落的区域，进行拆迁、改造和建没，使之能长远地、持续性地改善和提高。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管理中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交汇点，它既是城市管理的一个焦点，也是一个难点。城市更新已经成为各级城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行政法分析

公共管理社会化是参与型行政理念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具体实践 ,我国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应该借鉴这一做法。同时 ,公共管理社会化也对行政法带来了许多影响 ,我们应该深入研讨 ,应对公共行政的发展。     

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的逻辑研究——以四川Z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例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是政策工具研究的最基本主题和归宿。在梳理政策工具类型、公共产品和政策环境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研究假设,认为政策项目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政策环境决定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通过深度访谈四川Z乡的相关群体,选择该乡若干个案来具体分析纯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公池资源供给中的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逻辑。文章验证了研究假设的合理性,并指出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是基本原则;引导类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要保障;管制类工具逐渐减少,市场类和自愿类工具逐渐增多是基本趋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政策项目的公共产品类型和政策环境因素的复杂交互性是如何影响各种政策工具的配套运用的。本文主要局限在于没有访谈县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未能从他们那里选取经验材料进行分析。     

渐进主义视阈中政策工具的选择

渐进主义分析是政策过程中重要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方法的批判与吸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强调政策过程的改进只是一种渐进的改进,而不是突变的发展。渐进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种试探性的解决,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渐进主义作为分析政策过程的方法,对政策工具选择的问题同样适用,工具选择及应用也是渐进调试的过程。以渐进主义的视角看,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建立在政治博弈基础上的活动,而政策目标的动态性以及政策学习能力促成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渐进主义路径。运用渐进主义视角的分析政策工具选择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政策工具的性质,提高政策工具选择的满意度以及有利于政策工具本身地位的提升。     

我国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变迁与工具选择 ——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捐赠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是连接慈善目标与慈善结果的关键桥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面的慈善捐赠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编码与分析,结果显示:受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慈善捐赠政策存在强制型工具偏多、混合型工具使用不均衡、自愿型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慈善捐赠发展要素维度上,政策工具使用广泛,但不同领域、阶段应用程度不一.未来,政府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匹配政策工具,落实慈善捐赠管理,以完善慈善捐赠政策体系.     

政策知识管理——一种新型政策工具研究

作为信息管理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管理,在全球企业范围内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管理在从传统的公共行政转向顾客取向的公共管理过程中,也可以借鉴信息领域的知识管理经验.将知识管理引入公共管理领域,特别是公共政策领域有着深远的学科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建模实现的政策知识管理系统由政策知识创新环境、政策知识仓库以及政策知识发现等三个环节构成.明确目标、建立机构、创建内网、改造环境、流程再造等构成了政策知识管理的必经途径.     

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与选择策略

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是当今的全球性论题,如何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善治的标准.而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关系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经历了命令-控制型工具、基于市场的激励性工具、自愿性环境协议工具及基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工具的发展演变.这些工具各有利弊,适合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管理情境.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应从选择单一的政策工具走向政策工具的组合、从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非均衡走向政治均衡、从政策工具的移植走向政策工具的创新.     

论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

在政策过程中能否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政策工具选择的环境、以前选择的限制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对这些因素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为决策者选择恰当的工具,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依据。     

中国PPP政策工具选择及其选择模式研究——基于中央政策的文本分析

为深入了解我国PPP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方法,以中央政府层面(2013-2017年)颁布的PPP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项目生命周期三个维度构建了PPP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PPP政策工具选择偏好明显,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偏重环境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维度偏重PPP模式推广和合作环境营造,项目生命周期维度偏重项目采购与执行;PPP政策工具选择模式明显,具体表现为两种模式四条路径。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工具研究

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一直是科学和技术进步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和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将为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的分布和借鉴美德等制造业领先国家的经验做法,我国未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制定应从加大以鼓励创新为导向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推动力度、强化以完善机制为导向的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作用、增强以分担风险为导向的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效应等方面予以完善,强调各类政策工具组合的整体协调性,加快构建完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框架体系。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协商民主政策的量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政策,构成了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政策的基本框架。但从协商民主政策的具体内容来看,政策的整体协调性、可操作性和法律法规保障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基于政策工具的角度和统计检验的方法,选取近年来中央出台的四项协商民主政策为分析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构建协商民主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对其文本内容进行模块划分、单元编码、归纳统计、量化分析和交叉检验,可得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协商民主政策中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明显分化,为完善协商民主政策体系,需加快协商民主相关法律的出台,强化协商民主自愿型政策工具,创新协商民主政策的实现渠道。     

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

一、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现状 政策工具又称为政府工具、治理工具或政策手段，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主要指政府行政部门）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手段、方法、路径和机制，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则是指在实施减少以二氧化碳为衡量标准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化石能源消费中，政府行政部门在制定和运用低碳政策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     

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研究途径与模型建构

就理论上而言,政策工具选择具有经济学视角、政治学视角、规范视角与法律视角等四种视角;存在传统的途径、修正的途径、制度主叉、公共选择与政策网络五种最为典型的研究途径.政策工具选择的特质在于该选择不仅应考虑政策工具本身还须充分考虑政策工具运作的环境.考虑政策工具本身须运用理性的思维,而当前政策工具运作的"核心环境"为政策网络.因此,对政策工具的选择须基于理性与网络的考虑.     

我国公共管理主体的自律意识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调整是否成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组织和职员以及公共服务和职员的行业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其在承担公共事务时，必须符合行业及职业道德规范，自律是行业发展之本。本文通过对我国公共管理主体的界定分析，剖析公共管理主体自律意识的现状，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提出了培养公共管理主体自律意识的途径。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的几点思考——基于中央—C市—N区政策文本分析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显著成效得益于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合力高效履职,其中,政策层级协同是保证政策效力、行政效能的关键。理论研究与实践归纳表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层级协同主要在于各级政策主体与其政策视野相协同、政策目标同向且切合其政策视野、政策工具切合目标和主体职能等三个维度。对照分析发现,近十年来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聚焦高质量发展力度较小,地方政策中部分措施具体化不够、回应公众文化需求不足。优化政策层级协同需要各级政策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调适政策目标,注重发展高品质规范性文化和公共数字文化,提高公众文化认同;切合政府职能逐级细化分解政策,健全政策目标分级体系,增强地方政策可操作性,审慎实施政策“原文”转发或转述;聚焦满足公民文化需求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提升政策激励能级,精准运用政策工具,加强供给体系的查漏补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