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和解的独特功能——以刑事案件“私了”问题之解决为起点的分析

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现代监狱刑事政策与监狱行刑秩序的建构

作为国家刑事政策的一个特殊子系统，我们国家的监狱刑事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它是保障国家刑罚权最终得以恰当落实和实现国家刑罚观及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但在传统行刑政策的指导下，现有的监狱行刑秩序弊端凸现，应当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的规制下，结合“三化”监狱工作的总体要求，以“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监狱基本刑事政策为依托进行秩序的建构，稳定和规范行刑机关的行刑活动。     

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程序探析

以救济的根据和性质为标准,对刑事被害人的救济可以划分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两种模式.只有在“国家依法补偿刑事被害人”已经成为社会主流需求的时候,对国家课以补偿刑事被害人的法律义务才具有合理性、可行性.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先实行“国家救助”、后实行“国家补偿”,应当成为逐步建构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理智选择.因此,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当遵循救助先行,补偿从缓的原则,即先建立全国统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经过几年过渡期限,再推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本文对此略作探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

有关刑事法治的丰富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概括为“宽严相济,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刑事政策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的刑事立法论、“守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的刑事司法论、“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犯罪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在吸收国际社会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对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刑事法治建设与刑事法研究必须以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领悟和把握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避免做西方刑事法治经验与理论的“搬运工”。     

试论我国刑法对类推适用的限制性规定

我国的刑事类推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的特点是与保证准确有效地向一切犯罪作斗争,同时又要防止类推扩大滥用的双重任务紧密相联的,是,种有严格限制的类推制度,这种类推制度不仅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排除了“法的类推”(即以国家立法总原则或政策为依据的类推)、“判例类推”(即以判例作为裁量依据的类推)、和“有罪事实类推”(即依据,一定的客观事实和法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政策选择

在反思当前“宽严相济”政策得失成败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顺应时代潮流,理性地进行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宽严配比”,那就是以宽为主,以严为辅,“严以济宽”。一、在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上,改变当前我国的国家控制式刑事政策模式,代之以“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以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为价值取向,严格限制国家惩罚的对象,使国家和社会共同行使控制和预防犯罪的权力,并使公民介入刑事政策活动中,通过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等手段,增加更多的出罪机制,使犯罪分子经惩罚、教育、改造后重新回归社会,以实现宽严相济。     

刑事审判制度的“破茧”——论刑事被害人参与审判活动

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的设计，是以“国家——被告人”双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它所指向的发现真相、控制犯罪．强调的是国家对被告人的刑罚权更为便利实现；它所鼓吹的权利保障、正当程序，也不过是遏制国家对被告人合法利益的不当侵害。啦这里，被害人基本上是“缺位”的。虽然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     

论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传统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传统的成因与特征。本文认为 ,与“刑起于兵”一样 ,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传统也与部落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 ,它还与“皇室国家”或者“家国不分”这一独特政治体制有关。中国古代刑事审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集权”与“非专业化”。     

英美刑事和解探析——以VOM模式为中心的考察

VOM模式是英美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用并且是最多采用的刑事和解模式。它建立在恢复性司法理念基础之上，以实现罪犯与被害人的“对话”为主要目标，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随着VOM模式的发展，对其批评的声音与担忧也开始出现。VOM模式的发展表明英美刑事司法观从“极端的程序正义”向“关注实质正义”、从“罪犯（被告人）中心主义”向“罪犯（被告人）与被害人利益并重”、从“国家主义”向“社会与国家分权”的转变。鉴于VOM模式的良好发展前景与我国的现实基础，我国刑事和解中可以逐步发展这种VOM模式，但应当关注其已经暴露出的问题，引以为戒。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政策是为抗制犯罪而出现的，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以行刑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解读与诠释，有助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行刑体制。     

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运作准则之探述

在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运作过程中,刑官的具体刑事法行为的采取往往遵循一定的准则。当我们以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立足于挖掘传统刑事司法智慧,考察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抽象准则,我们可以发现它遵循“文书约束”准则,追求“法律之治”。此外,它遵循“据证推事”和“察情推事”准则,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证据和逻辑基奠;它推崇有限公开准则,以达到教化民众和阻吓犯罪的双重目的;它奉行效率准则,还灵活地采取了协作准则,以保证整个传统刑事司法活动的顺利运行,实现刑官所追求的“无讼”的理想帝国秩序。     

区域法治与刑事政策区域化——以“法治浙江”为模本

区域法治是指在一个政治协调统一的地域内,为体现统一的法律精神,由不同区域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区域的法治规则和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方式。它是区域主义理论的应用。“法治浙江”是依法治国区域化的政治策略,是立足浙江实际落实法治国家目标的具体实践。刑事政策是服务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保障手段。以浙江为例研究刑事政策的区域化,将“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与现实的存在与趋势有机结合,设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是否适时适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惩罚和预防犯罪的整体效果,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社会条件,与传统刑事司法政策相比,它对打击和预防犯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讯问题

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严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命案必破”为代表的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对于严厉打击犯罪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却也成为引发刑讯的一大内在诱因。这背后有国家、社会、个人三重利益的强力支持,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伦理支撑。在价值博弈中,协调功利与正义的关系,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以完善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是遏制刑讯的必然要求。     

论“耐事优先”原则的延伸适用

一“刑事优先”的含义,系指同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诉讼时,法律赋予刑事诉讼相对民事诉讼之优先权。它是世界各国在处理刑事与民事诉讼具有交叉关系时,决定孰先孰后问题所普遍适用和遵守的一项诉讼原则。“刑事优先”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二;其一,某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诉讼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刑事为主,民事为从。如果由     

“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刑事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司法机关缉捕刑事案犯、侦查、审判刑事案件时相互代为或协助履行某些行为,以保证刑事司法工作顺利进行的活动。刑事司法协助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国内刑事司法协助。但是,随着我国“一国两制”的贯彻实施,在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澳门乃至台湾之间,将出现一种既不同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又不完全相同于一般的国内刑事司法协助的新的刑事司法协助类型。我们把这种刑事司法协助称为区际刑事司法协助。     

浅议“排除合理怀疑”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借鉴意义

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则是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随着我国诉讼理念的发展以及对证据制度的深入研究,我国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及“排他性”,”惟一性”这一标准过严、过高,无法达到,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在法律真实说的基础上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浅议刑事习惯法的价值

刑事习惯法长期被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压迫。但是刑事习惯法在现实中体现了有利于我国法治的发展、有效节约司法成本、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价值，在理论上则展示出了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的私权、限制政治国家，促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与平衡以及丰富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等价值。     

“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与我国刑事检察工作

自20世纪中期开始,受目的刑理论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以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为主题的刑法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以“新社会防卫论”为基础,提出“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口号,并曾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但是,这种轻缓刑的刑事政策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遭到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的强有力挑战。特别是近20年来,累犯率上升,刑事犯罪恐怖化、经济犯罪严重化,以及犯罪的有组织化和国际化,严重影响到西方社会的安宁。在没有别的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只好对原有刑事政策作出调整,即将轻缓刑的刑事政策调整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的刑事政策。“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处罚较以往更轻,基本策略是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     

中国刑辩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回顾中国刑事辩护立法四十年我国刑事辩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全覆盖”的历史变化。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其任务是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民公社和公民提供法律帮助,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