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心性思想论纲

王重阳从内丹的立场出发,以真性为成仙的根据,吸收融合禅宗、儒家的心性思想,提出成仙必须明心见性、性命双修,宣扬人人皆可成仙,构建起了全真教的内丹心性论思想体系,最终取代了追求肉体长生不死传统道教成仙观念。     

论二程对慧能心性论思想的批判与发展

慧能的心性论以自性为核心概念,打通了身、真心、自性和佛性,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个体地位。二程受禅宗影响很深,他们在批评禅宗社会影响的同时,又在吸收和发展慧能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天理为中心,把情、心、性、理相贯通的严谨人性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哲学。     

由《复性书》浅析李翱的心性论思想

李翱的心性论思想是儒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复性书》的研读，梳理李翱提出的心性论思想体系，并结合《中庸》以及中国佛教哲学中的相关思想，揭示李翱心性论思想的内涵及其重要意义。     

内在超越性:孟子心性论研究的新路径

内在超越是指人通过把握自己完善的本性而把握对象世界的本性,并扩充、外显、推广这种本性,以期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特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而孟子心性论思想的提出更是使这一特征明朗起来。孟子的心性论是儒学心性论主流,它非常明显地影响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心性本体论,更是之后的宋明理学形成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关键因素。研究孟子的内在超越特征及其影响,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论刘宗周诚意学说中的诚信原则

面对王学末流域等之弊,刘宗周提出诚意学说.他从对阳明良知论的辩难中提升诚意为根本的道德修养工夫,并论证诚意与有心性合一、天人合一的特点.诚意是"一以贯之"的工夫,它围绕哲学最高范畴"意"展开,并将心、意、知、物统起来,提升了"诚此之意"的城的地位,使其具有了工夫与境界合一的道德理性品质.诚即信,它是刘宗周诚意学说在天人合一与心性合一中将人内在的道德至善外显而确立的一种理想的社会道德规范,构成刘宗周诚意学说一大特色.     

胡宏的道统思想及其在道统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胡宏的道统思想是宋代理学道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道统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不仅勾勒出了上至伏羲、神农、黄帝，下至二程的道统传承谱系，而且宣扬了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并影响了张栻、朱熹、魏了翁的道统思想，对确定周敦颐在宋代理学道统传承中的官方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受宋代理学思潮影响，胡宏将孔、孟以来的仁义思想，发展为道统的核心内容，并将仁义与心性论、体用论结合，建立了以仁义为核心的理学道统论。在道统传承中，胡宏在重视“六经”的基础上，强调“四书”的价值，主张“学道者，以心传为主”，对朱熹道统心传说产生了一定影响，体现出宋代心性哲学对宋代理学道统论的影响。     

从禅宗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的“人间化”尝试及其文化意义

佛教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而禅宗的兴起则是外来的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转折点.自其产生之日起,禅宗就在宗教教义和宗教生活上努力与"人间"社会打成一片,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佛教同当时中国社会的关系,使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禅宗的入世宗教伦理对稍后的新道教(包括后来成为道教主流的全真教)的宗教伦理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禅宗的入世宗教伦理对稍后的新儒家(即"道学"或"理学",以及更晚出的"心学")的"宗教"伦理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终于与"人间的"文化系统打成一片.禅宗宗教伦理与韦伯所归纳的"新教伦理"内涵一致,前者却比后者至少早了700多年.禅宗是"人间佛教"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其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都十分深远,今天中国佛教界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即是承禅宗而来.     

寇谦之与佛教

北魏道士寇谦之不但没有参与北魏太武帝灭佛活动,而且他所开创的新天师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教影响的。这些影响来自以下方面:一是吸取了佛教轮回报应思想;二是模仿佛教戒律和教仪;三是借鉴佛教神灵观念;四是受佛教医药天算之学的影响。     

明代的宗教与三教合一

佛教、道教是中国宗教的主体，在明代均受到统治者的优待。佛道二教与儒家的三教合一不止是统治者的政策，也是思想界的现状。佛道为挽救自身的颓势而不得不向儒家思想靠拢，与儒学相附会、相调和。明代儒、释、道三教的调和与隋唐佛道与传统儒学附会的情形不同，它的焦点集中在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受如此官方政策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大量以三教合一为宗旨的民间宗教迅速兴起，“三一教”便是其典型表现。后者反映了中国民众从统合不分的态度看待三教关系的一般立场。     

王阳明道德修养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师,道德修养理论是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从初学到成圣,王阳明经过了独特的心路历程,也形成了自己的圣人观;他的心性论构成了其道德修养思想的理论基础;省察克治、事上磨练、知行合一等构成了其道德修养思想的主要路径与方法。     

周海门与佛教的交涉——一项历史的考察

晚明浙东地区佛教尤其禅宗的兴盛,与阳明学的接引有莫大关系。作为阳明学人的周海门,是当时浙东地区士林的领袖,也是阳明学中接引和推动禅宗的关键。周海门与佛教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他与僧人在各方面的交涉。     

从禅悟看松尾芭蕉对人生的体悟

一、松尾芭蕉诗歌创作中的禅与悟 禅的宗旨是“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强调以‘无念为宗’、‘即心是佛’、‘见性成佛’、‘顿悟成佛’”。可见，禅宗的理想是直接去抓住真如，而不要用任何智性、德行、仪式或其他作为媒介。当悟时，心胸坦荡，豁达无碍。禅宗的思想同样也感染了诗人们．     

韩非子统治论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与贡献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法治,从思想史上来看,他是继孔、孟的"德治"与荀子的"礼治"思想之后提出的法治思想.他认为儒家的"德治"或"礼治"政治思想不能治理当时战国时期社会的混乱现象,而他自己确信只有强力的法治统治才是有效的.事实上,后来他的法治思想被秦国接受并成为治国的理论,帮助秦始皇平定了天下大乱而完成了统一.因此,韩非子的统治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也影响了秦以后的中国的政治思想,并且他理论的失败从当今也能看到许多启示.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在诸子百家的思想当中,可以算作是最富有实用性的统治论.     

“三教合一”概念的历史钩沉

三教合一常被当今学者用来总结唐代之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但三教合一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少出现,只是到了晚明才得到较为普遍的使用.美国学者卜正民认为在元代合三教为一观念的出现,是当时思想文化界普遍宽容气氛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的汉族人必须对来自草原的蒙古统治者解释什么是汉族文化.与此同时,宋元道教内丹派的兴起,也出现了三教一致的思潮,主要表现在宗教修行实践层面的三教合一,晚明心学的兴起,对致良知功夫的追求,将这一层面的三教合一推向高潮,并进一步刺激和引发了吸收三教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的各种功法教门的兴起,主张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三一教”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本文最后探讨了用三教合一概念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行性与可能面临的难题.     

杨简的心学思想及其在心学史上的地位

杨简是南宋心学的著名人物,他提出"道在人心,人心即道"的命题,倡心性一元说,继承发展了陆九渊心性一物的思想,并对心性分二的倾向提出批评,反对有任何道外之物、心外之物的存在,批评种不符合"心即道"的说法.其思辨性哲理发展了中国哲学,在中国心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华严原人论》对儒家人性论的批判

在儒家人性论实现由汉唐到宋明的形态转化中，佛性论的影响起了重大作用。“佛性”一词，在印度佛教中，原为表达世界本体属性的范畴，佛教传入中国后，渐渐进入心性论视域，但与儒家人性论终有重大差异，所以两家常相辩难，《华严原人论》即是佛性论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典型论著。《华严原人论》诘难儒家以元气解释人生在世的具体形式，以天命为人生在世的究极原因，提出众生“身本”为“一真灵性”。儒学精英们出入佛老，终于学会了其本体论思维方式，将其关注的伦常预设在“一真灵性”之中，使其变为“天命之性”，从而变佛教的诘责为儒学的批判，成为宋明理学兴起的转关旋纽。     

韶关胜迹要览

南华禅寺 南华禅寺位于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东南6公里的曹溪之畔，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古刹，广东四大名寺之一，也是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弘扬“南禅宗法”的发祥地。1983年列为全国重点寺院，200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华禅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位置，一千多年来，南华禅寺与六祖的名字连在一起而著称于世，素有“禅宗祖庭”之称。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探析

以儒、释、道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坛经》为代表的禅宗思想内涵可谓是"微言大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来阐释和探讨传统文化特别是禅宗思想对现代人的有益影响,能够发现包括禅宗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从而传达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思想。     

论蕺山之学的"独体论"建构及其思想特质

晚明浙东大儒刘宗周（1578-1645）提出以慎独之学统贯儒家圣学,以此发明人心本然之善,以益于世道教化。宗周所建构的慎独立极之学,是心性合一之学,是本体工夫统贯之学,是救世证圣之学。宗周对朱子＂独知＂说,既有审慎的批评,更有重要的推展发挥,使＂独知＂概念不仅具有本体性的理论地位,更成为工夫落实的一个重要途径。独知既是独体之知,可上达天命之性;更是慎独工夫,可与《中庸》诚明之道相互配解。《中庸》言性到极致处,终不脱于尽心;《大学》言心至极致处,终不脱于复性。性宗与心宗,在极致处通贯为一体;在工夫论上,则归宗于慎独。宗周通过参合《学》《庸》,以其独体论和慎独工夫论,全面克服了宋儒心性论、工夫论中的支离之病,充分呈现了宗周理论建构的统贯圆融。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