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新探

在犯罪学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有时是指刑法规定的涉及商业领域的各类贿赂犯罪,有时则是指商业领域的贿赂违法行为。商业贿赂的犯罪手段日益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犯罪领域广泛,但也凸显出一定的行业特征,而且,涉外商业贿赂犯罪已经本土化。商业贿赂的产生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防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既包括预防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也包括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     

新形势下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疫情的全面爆发,以及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商业贿赂又出现多种新型的犯罪类型。通过对当下的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要类型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出侦查机关处理商业贿赂犯罪的难点,从而为打击商业贿赂经济犯罪提出侦查对策。严格贯彻“信息化建设、数据化实战”的宗旨,提升数据化实战水平,主动收集案件线索,研判资金数据信息。参考引用国外的“污点证人制度”,推行反商业贿赂承诺制,清查涉案企业账目,提高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水平。而涉及跨国跨境以及多个部门交叉关系的案件,各个部门要注意衔接配合,打好集群战役,注重国际司法合作,实施“境外追赃”“异地追诉”。     

商业贿赂犯罪概念新探

刑法语境中的商业贿赂概念可以借鉴经济法层面的商业贿赂，但绝不能受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暂行规定》中对商业贿赂概念界定的影响，应该将一切能够揭示商业贿赂本质且大量客观存在的商业贿赂现象都包括进去。本文立足于当前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以现行的《刑法》规定及司法解释为依据，认为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商业活动中，商事活动参与者为谋取商业利益而给予他人财物，或者与商业活动紧密相关的人利用商事管理职权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为促成商事活动双方的行贿、受贿而居间介绍，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及治理对策

2004年11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因涉嫌受贿被批准逮捕。经审查，王小石受贿140多万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商业贿赂犯罪范畴的源流及立法定位

商业贿赂行为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颗毒瘤,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并已成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商业贿赂犯罪为视角探究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重新建构的重心在于对我国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重新梳理后的重构上.因此,有必要对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寻根溯源式的探究与挖掘,力图呈现一幅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达重构我国反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终极目标,实现刑事法治.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选择

商业贿赂犯罪是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商业领域中愈演愈烈，已经泛滥成灾。在很多行业中形成了潜规则。如何维护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如何确定对商业贿赂犯罪防治的刑事法网？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探讨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与现实选择。     

论处罚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的困境及对策

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有别于我国刑法中的传统犯罪,现行刑法对其适用存在空白地带,给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活动带来了司法困境,为此我国亟需加大侦查力度,完善刑法规定及刑事诉讼和证据规则,改善电子商务的运营环境,从而有效发挥刑法对电子商务犯罪的规制效用.     

商业贿赂犯罪法定刑的特点

商业贿赂涉及到刑法中的八种罪名,这些罪名的法定刑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主刑规定的种类多且挂有死刑,罚金刑缺失、没收财产刑适用范围太窄,针对不同主体配置差异极大刑罚。对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配置了明显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单位的刑罚,对单位的刑罚配置明显轻于自然人。商业贿赂犯罪的现有资格刑规定无法有效防控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犯罪的几个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是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至市场经济时代愈演愈烈,当前已经泛滥成灾。商业贿赂犯罪作为经济犯罪的一种,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只有深入分析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此类犯罪。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体系的完善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研究来看,现行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已非常完善,只是未把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和对非国有单位的行贿犯罪纳入刑法体系,而这是一种政策层面的价值取舍,并不需要专门设置商业贿赂罪这一罪名,也并不需要专设商业贿赂犯罪一节,只需在未来经济发展成熟时,将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和对非国有单位行贿犯罪纳入商业受贿犯罪体系即可.     

对我国商业贿赂刑事政策的思考

商业贿赂在我国泛滥的原因复杂，既有经济体制转型期的经验不足，也有在旧观念影响下的道德扭曲。商业贿赂刑事政策包括商业贿赂刑事立法政策和商业贿赂刑事司法与执行政策。我国没有定期发布刑事政策的惯例，对于二者，我国有关规定是分散而具体的。为遏制商业贿赂犯罪猖獗的势头，在商业贿赂应然刑事政策选择上，我们必须坚持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和对商业贿赂犯罪“从严惩处”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前提下，宽严相济，区别对待。     

商业贿赂犯罪的原因及其对策

商业贿赂犯罪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它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不仅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而且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密切相关。只有认真分析商业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彻底遏制商业贿赂犯罪。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分析与立法完善

为了准确认定和有效惩治商业贿赂犯罪,需要合理界定"其他单位人员"的范围;修改完善《刑法》第229条第2款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相关规定;将单位犯罪纳入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增设经济受贿罪和经济行贿罪.     

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及侦查对策研究

近年来,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现象有着愈演愈烈之势,已成为当前查办职务犯罪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翻供翻证,在侦查阶段就要加强防范意识,采取有效对策,这对确保整个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表现形式、发生环节、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侦查阶段应采取的对策。     

干股行贿犯罪的司法认定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具有相应资金对应、可定期收取红利的合法股份。未经登记但达成合意的干股转让行为在《公司法》上并未生效,但在《刑法》上却发生了事实转让,也应当认定为行贿。司法机关应当集中搜集产权交易中心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时间记录、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时间约定、贿赂双方关于股权转让行为时间的供述等证据。干股行贿未遂数额(干股价值)可能远高于既遂数额(红利数额),完全采用既遂吸收未遂的处理方法,难以达到刑罚目的。     

刑事和解中间人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同的地区都在探索如何将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结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文章通过分析刑事和解在我国当前的现状,指出刑事和解中间人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构建较为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商业贿赂案件案源现状及拓展

公安机关在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时普遍感到案源不足,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案源如群众举报等虽然能取得了一些案源,但由于获取方法的局限性,导致成案率低。公安机关应采取从侦查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深挖商业贿赂犯罪、从商业贿赂犯罪案中深挖犯罪、通过与工商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等措施拓展案源渠道。     

商业贿赂刑事立法的全球考察

各国针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了多层次的立法规制与司法监控。各国刑事立法所归纳的法益深刻影响着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运作方向。英美与大陆刑法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例为我国刑法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指向。需要谨慎采纳谦抑型与积极型的反商业贿赂犯罪司法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提出了全新要求。以比较刑法的视角纵览全球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动态能够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获取丰富的启示。     

我国商业受贿罪与公务受贿罪之比较分析

近年来,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又重新抬头和泛滥,逐渐成为腐败行为的新手段.为此,我国政府在2006年开展了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专项工作,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商业受贿罪是在商业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公务受贿罪是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发生的受贿犯罪.二者在犯罪主体、客观行为以及侵犯的客体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