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实践形态解析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证明模式、采证、认证规则和法官个体潜在的自由心证的表达等形式,甚至等同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实践表明,正确地运用印证模式证明案件事实,应该变革现行的证据采证、认证的判决书说明理由方式,变革法庭调查证据的程序,同时严格掌握证明模式与证明标准的区别.     

刑事证据印证的证据矛盾向度:误区与辩正

在规范层面,我国刑事证据印证作用于单证印证与全案印证两个领域。从理论层面梳理,刑事证据印证可以划分为证据印证向度与证据矛盾向度。在两大向度的权衡中,证据矛盾向度处于弱化态势,由此导致证据印证在规范与实践中频现误区。从动态视角来看,现行制度误区主要包含证据收集、证据确定与证据审查阶段的证据隐患。基于此,为推动刑事证据印证合理化,需要重申证据矛盾向度的重要性,从证据收集、证据确定与证据审查角度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其强调证据的体系性、关联性、同一性。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符合事物存在和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对刑事诉讼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项基本价值的追求,是经验理性的选择。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的成因主要包括非直接言词的审理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设置和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刑事印证证明模式有利有弊,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重点在于如何对该种证明模式加以改革和完善。     

刑事印证初论

刑事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明方式,它具有层次性;刑事印证的表现形式为证据链,核心为证据联结点;证据联结点的差异有合理的差异和非合理差异、重要的差异和非重要的差异之分,证据间的一致有实质一致和虚假一致之别;对既具有间接证据也有直接证据的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达到全案证据链的完整性即可,对全部据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则要达到证据链的闭合性.     

未成年受害人作证能力与庭审质证规则研究

未成年受害人参与庭审的能力有限。在确定作证能力和提供的证据证明力等方面,未成年受害人可以参考一般证人的立法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将“辨别是非”“能够正确表达”作为证人的身份条件,但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依旧过低。实务中的“印证证明模式”简化了言词证据的审查,阻却了未成年受害人言词证据证明力的发挥。现行司法解释对未成年受害人参与庭审质证欠缺更为细致的规定,立法应对未成年受害人科学评估作证能力,审查未成年受害人的作证资格,明确庭审质证阶段的证据调查方法。     

关于证据事实应否成为诉讼证明对象的几点思考

证据事实应否成为诉讼证明对象的问题经多年的争论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原因在于各家观点均存在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笔者同意证明对象不应该包括证据事实的观点,尝试着为该观点增添几个论据.诉讼中审判人员审查判断证据或当事人质证时有用其它证据来印证证据,对于在这过程中被其它证据印证的证据为什么不是诉讼证明对象的问题,将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共犯被告人之间供述一致定案能力分析——兼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共犯被告人之间的供述相互印证,但无其他证据佐证能否定案是目前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内涵人手,论证该条中的"被告人供述"仅指证明对象被告人本人的供述,共犯被告人供述是该条所说的"其他证据",符合补强证据的要求,共犯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的情形下能够定案,而且这也是各国的立法通例.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司法实践中如何掌握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

文章从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意义出发,分析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优势价值,进而提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掌握和合理运用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文章提出两个在当今司法实践中较为热点的问题:一是出现"一对一"的证据状况,如何综合运用相互印证审查和认定证据。二是如何正确认识指纹在证据相互印证过程中的作用。     

刑事证明基本问题反思

本文对刑事证明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根据;案件事实除了客观的案件事实外,还有形成的证据事实、收集的证据事实、举证的证据事实和认证的证据事实等;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应采“二元”结合的证明标准,体现“一个幅度”、“三个层次”,单纯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皆不可行;应当加强案件证据关系特别是印证关系的研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合理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法则。     

论我国刑事证明印证模式的困境及其化解

刑事证明印证模式利弊共存。通过强化单个证据的审查，合理设置证明标准，改变口供中心的印证方式，可以化解印证证明的困境，发挥印证证明的优势。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论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

刑事审判实践中,审查证据就是对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找出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分析证据的证明力,从而对案件事实做出正确的认定.审查证据首先从单个证据入手,进而考虑个体证据的印证性,在此基础上统筹衡量各个体证据的相互印证,紧紧把握印证尺度与合理限度,形成纵横衔接的证据锁链.     

试论治安案件证据的若干基本问题

治安案件证据是指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调查、收集和当事人提交的用于证明治安案件事实的材料.治安案件的证据是行政证据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点,既是行政程序证据又是行政诉讼证据.治安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具有灵活性、多元性,证明标准和案件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成比例.治安案件的调查取证具有很多独特之处,应当在调查取证模式上与刑事案件有所区别,并逐步与其他行政案件的调查取证模式相接轨.     

证据能力:一个不可忽视的辩角

证据转化为定案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证据能力 (或曰证明能力 ) ,二是证明力。在刑事辩护业务中 ,律师之辩护意见往往拘泥于案件的定性是否正确 ,证据数量是否充足 ,证据内容是否真实 ,证据内容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关联等 ,即证据的证明力。极少有律师会注意到证据的来源、取得方式、表现形式等是否合法 ,即证据的证明能力。诉讼实践中 ,辩护人正可从证据形式瑕疵这一证据能力问题入手 ,找到控方控诉犯罪证据链的断裂点 ,从而取得辩护的成功。     

口供印证的类型化研究——基于我国刑事审判实践的思考

口供印证属于印证证明模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分类讨论。其中，认罪案件普通审理基于诉讼程序的完整性，口供的印证保留了完整的司法证明过程，需要遵循“实质印证”法则。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基于存在诉讼程序的简化，印证过程呈现出简化印证特点，但是审判人员必须坚持最低限度的印证要求。翻供案件中的口供印证呈现出双重印证特点，既要审查认罪供述的印证问题，又要审查翻供理由、无罪辩解的不能印证问题。共同犯罪案件的口供印证则是呈现为一种对比印证特点，审判人员需要对比共犯认罪供述的一致性，并在结合其他证据印证的基础上，得出共犯认罪供述的证据事实是否得到充分印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的证据运用

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同时扮演犯罪指控者、案件调节者、诉讼监督者三种角色，不同角色的检察官运用证据的方式各有侧重。审查起诉过程中的证据运用主要包括证据的采纳、采信、印证和自由心证的形成四方面，目前存在未能积极引导取证、自行取证，证据审查粗糙、证明力判断不准确，证明标准理解不到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操作层面的规制和意识层面的转变予以化解。     

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主要是指当被告方主张控诉方的证据系非法所得时由谁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根据证明责任的分担原理,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一般应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对非法自白的排除则应由控方负证明责任,其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     

论诉讼中的公证证据

公证是一种预防性的非讼证明程序,与审判程序虽然不同但存在联系,公证证据具有证据效力,可以在诉讼中使用.公证证据具有出具主体特定、程序法定、意思自治与国家行为结合以及具有法定证明效力等特征.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或地区均承认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效力,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据效力.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必须符...     

刑事证据为何能证明罪案事实

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可以通过证据材料的有效收集及信息解读以反映证据事实。证据事实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唯其如此,才能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具体手段。证据材料的收集、解读和对证据事实的认定,与案件情节的明晰,既是相互推进的互动过程,也是组织证据体系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证明过程。这一过程中,证据的取舍不完全是事实标准,而可能是公平正义所要求的一些司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