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社会稳定的挑战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出现政治参与的态度冷漠与热忱并存,制度化参与渠道虚置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问题,这些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我们要合理引导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既要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社会稳定.     

当代中国社会农民工阶层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政治参与的扩大被视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社会农民工阶层作为近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群体,由于自身的阶层构成特点,必将在成长过程中积极介入中国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现实情况下规范和促进农民工阶层的政治参与,使之成为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重要推动力.是当前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现实任务.     

农村社会中传统型管理者与底层精英的社会流动

传统型管理者是农村中的落后力量,底层精英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传统型管理者与底层精英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和矛盾,二者的循环流动渠道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     

日常生活中的诉苦：作为一种抗争技术——兼论底层研究的拓展及进路

诉苦是民众在日常生活进行利益表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抗争技术。从诉苦倚用客体看,民众在日常利益表达与抗争中塑造出了通过身体、身份和话语的诉苦等类型繁多的诉苦方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诉苦,很大程度上因其生存遭遇某种苦难或陷入某种困境,为此他们常借用“哭”、“闹”和“诉诸情感”等策略和技术。在对作为重要学术资源与知识生产场地的中国农村社会生活进行理解与解释时,我们不仅要以底层视角认识和解读历史;同时,亦须以底层视角来分析和理解当下,既要记录千万普通百姓的“已逝去”的社会生活,更要关注其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事实。     

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

农民工的融入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与和谐,它已经成为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通过总结归纳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具有二维性即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特点,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体现了农民工政治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农民工双重特性的政治意识与行为相互构建,形成了农民工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在这种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不融入”或“半融入”于城市社会,因此,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必须树立农民工现代性政治意识,同时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加强其政治行为的理性。     

农民工、身体与社会：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身体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知识生成系统的基础，也是社会知识系统生成的一个重要构件，身体是社会秩序运行的一个重要元素。对身体的运作逻辑和演绎逻辑的研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和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新的知识系统，重新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社会事实。身体构成了“自我”环境，身体是一个展现在空间中的客体，是一个对生活世界之空间安排所有经验的基本要件，是一种空间位置系统中的实践图式。身体是呈现在别人肉身或物质世界之前的每日日常生活场域中的“社会实在”，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或实践信念。     

农民工代表：新兴阶层的政治“新贵”

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农民工代表已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农民工从此正式走上政治舞台。     

农民工的心理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

农民工是最早通过社会流动的途径来改变社会地位的新阶层．因此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党中央强调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然而．这一新的阶层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他们具有自己显著的心理特征，阐明和揭示其心理特征对于党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维护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利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拾荒者的社会流动与生存抗争

本文通过对南京两个垃圾场拾荒者的实地研究,分析了拾荒者群体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情况.而作为社会底层的他们的生存抗争有多个面向,表现在外地拾荒者与本地村民之间、拾荒者内部、拾荒者和管理机构之间.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分析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和谐社会作出全面规划并制定了具体的措施，标志着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思考进入更高的阶段，也标志着和谐杜会的建设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农民上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5年党中央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议题时，就特别强调要重视对农民工的管理，完善农民工的政策。然而在现实状态中，农民工却长期处于政治参与的边缘状态，表现为制度参与的虚置与非制度参与的扩增，长此以往必将造成其对政治秩序的疏离，销蚀政治合法性，破坏社会和谐，因此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社会政策认知、行动逻辑与生存策略——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我国逐步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背景下,对政策直接客体——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认知与行为选择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基于长沙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不同推广程度和执行程度的社会政策的认知状况不尽相同,在各种基本情况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认知水平较低,且对社会政策的合法性缺乏清晰的认识;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认知能力、对社会政策的关注程度及社会政策认知渠道影响和制约了其对社会政策内容及效果的认知程度;农民工对不同类型社会政策的认知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行为方式,且其行为选择表现出有限理性和模糊理性的逻辑;农民工在不同类型社会政策背景下的生存策略呈现出明显的特点与趋向。     

我国农民工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

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之所以处于弱势社会地位是与他们的弱势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的。因此必须全面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民工社会资本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农民工制度内正式组织建设,为农民工社会资本提升提供组织保障;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其整体素质,为农民工社会资本提升提供内在源泉。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表现。由于社会资本缺失,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受到阻碍,进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加快各项制度创新步伐,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铺平道路。     

农民工问题与社会稳定相关性研究

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必须从分析农民工犯罪原因入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要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从文化教育和预防打击等方面采取措施遏制农民工犯罪。     

历程与特点：社会转型期下的环境抗争研究

在逐渐增多和升级的集体冲突中,因环境污染及其相关的赔偿问题引发的抗争呈现出日渐增多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文章在回顾了建国后环境抗争的进程与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对90年代中期之后的环境抗争的增长趋势及其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间文化的冲突,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后产生社会适应问题。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经验研究,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农民工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在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政治参与受到了制度和法规因素、心理因素、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制约,祛除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态度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态度上存在着多元化的特点。本文将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态度的表现划分为有效参与、边缘参与和漠视被动三种类型,同时指出了这一态度的形成因素,提出了引导农民工树立正确的政治参与态度的有效途径。     

湖南农民工政治参与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特征、成因上看,要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清除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体制性障碍;(2)坚持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利益目标性原则,构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有效动力机制;(3)由传统的动员性政治卷入向具有权利主张的政治参与形态转变,找准实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的“突破口;”(4)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确保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定性;(5)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组织载体;(6)建立健全农民工民主培训机制,增强农民工参政议政能力,以实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大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亲密或疏远的程度和等级。社会距离可分为主观社会距离和客观社会距离。距离的等级可分为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西方社会学认为,文化差异、隔离、居住时间、社会地位差异等因素都对社会距离的形成具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属于远距离等级的泛泛之交,双方交往机会很少,主观距离比较大。大部分市民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双方交往具有非对称性。与西方社会距离研究相比,文化差异、地位差异和空间隔离等因素依然是影响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制度限制或制度供给不足是影响社会距离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因此,缩短社会距离的主要对策是转变政策理念,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城市政策。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逐步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缩短文化差异,为和谐社会构建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