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有狭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和广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两类。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有立案证明活动、提起诉讼证明活动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证明活动等 ,都存在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认定权问题。以案件客观真实作为我国刑诉证明标准在逻辑上出现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定、充分”和西方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等证明标准并无质的不同     

证明责任适用条件再探讨

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是指在事实认定出现何种情形下，才发生证明责任的适用。大陆法系认为只有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下，才发生证明责任之适用。英关法系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则是未能说服事实裁判者。在对两大法系不同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观点为：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应是对待证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未能证明该事实。     

证明责任自由裁量权研究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要根据证明责任规则处理案件。在我国,法官拥有证明责任自由裁量权,当依据法律与司法解释无法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时,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项权力存在很大问题,公平不宜作为证明责任的分配依据,会削弱司法的独立性。同时,这项权力的规定不符合立法法的宗旨,也不存在适用的现实性。     

浅析犯罪构成理论与证明责任分配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理论的核心与灵魂,也是刑事立法设定犯罪和刑事司法认定犯罪的模型。经过长期的探索与争辩,最后形成了四要件论、三阶层论、双层次论三足鼎立的格局。我国沿袭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并参照西方先进理论学说,最终形成以四要件说为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证明责任分配对司法实践、立法及司法解释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合理地配置证明责任有利于辨清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减少悬而未决的案件。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对证明责任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     

弥补普通民众举证能力较弱的措施探讨

法院裁判是一个三段论推理,是将法律规定(大前提)适用于要件事实(小前提)而推出裁判结论的过程。若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则因缺乏推理的小前提,而无法得出裁判的结果。为解决法院不得拒绝裁判与要件事实①真伪不明的矛盾,法律拟制了证明责任制度,通过将不能证明要件事实的后果归于一方,使法院仍可依据法律事实作出裁判。证明责任的分配往往导致承担者败诉。审判实践中,普通民众往往因为不熟悉法律、信息闭塞、经济条件差、知识缺乏等原因而无法举证证明要件事实。通过从司法实践中的现实案例入手,在归纳我国现有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分析认为主动调查案件事实、加大调解力度、适当自由裁量分配证明责任是弥补普通民众举证能力较弱,防止程序公正而实质不公正的较好措施。     

论产品责任因果关系的证明与举证责任

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因果关系作为待证的案件事实之一是需要证明的。产品责任案件具有的长期性、潜伏性、复杂性、广泛性和科技性等特征,决定了在这些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困难性,而由哪方当事人来完成这一证明是由法律预先设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决定的。本文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与我国现行规定的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产品责任因果关系的证明与举证责任分配的若干建议。     

治安案件证明责任负担问题研究

治安案件证明责任负担存在"有责任、无后果"的缺憾,相应立法尚不成体系。根据控诉职权归属确定证明主体、根据办案程序性质确定证明对象、根据办案行为性质和查处对象确定证明标准,是构建治安案件证明责任体系的基本要求。设计治安案件证据审查程序,需要将证据审查规定为适用一般程序办理治安案件的必经程序,并由第三方组织"控、辩"双方以言辞进行示证、质证、辩论等,最终根据审查证据等形成的笔录作出案件处理决定。     

论知识产权鉴定意见的审核认定

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争议焦点往往具有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特点,审判人员在面对该领域的矛盾纠纷时,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的介入来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与判断,从而有效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认定。鉴定意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审判人员在裁判过程中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审核确认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从而确保鉴定意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对于案件事实认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分析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裁判中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在于对侵权责任构成各要件之间是何关系、以哪个要件为核心理解不一致,从而影响到责任认定。将因果关系＂两分法＂作为医疗损害赔偿审理实务中确定责任的分析架构,以因果关系为核心,确定过错责任,是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突破口。     

论刑事审判中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认定

我国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上应当明确"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一法律概念,将其范围界定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通过权威资料可以迅速查明的事实、法官在执行职务中知悉的事实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院在认定这些事实时必须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规则。在认定的启动程序上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申请方式启动程序和法官依职权启动方式并重;在认定的反驳程序中,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提出弱化、反驳法院认定的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认定时间上,应当明确认定是事实审程序中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认定。法院一旦认定了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该事实就有预决事实的效力。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新探

罗森贝克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精细分析,提出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规范说。罗氏从实体法入手研究证明责任分配的方法对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我国刑法规范之间存在着犯罪构成要件规范与阻却犯罪成立规范的对立,从重处罪规范与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规范的对立。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应是控辩双方应对有利于己方的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浅析经济犯罪侦查中嫌疑人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是指证明主体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支持的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但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体现法治的公正，刑事犯罪的证据要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收集提供，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可是在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证明，往往对澄清案情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应当让嫌疑人承担证明责任，这既有利于准确认定罪与非罪，也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     

民事诉讼中文件证据的鉴定与审查

文件鉴定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件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性往往会关系到证明目的的成败。文件鉴定结论必须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符合相关规定,经得起质证,这样才能正确运用文件鉴定这一证据手段来认定案件事实,公正裁判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证据为何能证明罪案事实

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可以通过证据材料的有效收集及信息解读以反映证据事实。证据事实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唯其如此,才能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具体手段。证据材料的收集、解读和对证据事实的认定,与案件情节的明晰,既是相互推进的互动过程,也是组织证据体系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证明过程。这一过程中,证据的取舍不完全是事实标准,而可能是公平正义所要求的一些司法理念。     

民事诉讼中文件证据的鉴定与审查

文件鉴定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件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法性往往会关系到证明目的的成败。文件鉴定结论必须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符合相关规定,经得起质证,这样才能正确运用文件鉴定这一证据手段来认定案件事实,公正裁判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建构主义与案件事实的认定

人类认识活动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还体现为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建构主义者更强调这种主体间性。诉讼认识活动具有回溯性、时限性等特点,并处于规范的司法程序框架之中。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并非是裁判者依职权认定事实的“独角戏”,也体现为控、辩、审等不同诉讼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案件事实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以多元诉讼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为基础。案件事实的理性建构需要以证据裁判为基础,以自由心证为证据评价原则,以举证、质证、认证等科学证明程序为建构过程。     

"疑罪从无"原则在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运用

刑事案件在事实认定上存在疑问且不能得到合理排除的构成疑罪.疑罪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机关承担,证据不足则指控之罪不成立.被控告人无自证其罪的义务.司法机关综合分析疑罪案件中的证据后,判决有罪所依据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认定,否则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为由作出无罪判决.     

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之思考 --兼谈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分层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刑讯逼供是当前我国司法实务中的一大顽症,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很困难,这直接造成了对刑讯逼供的打击不力.借鉴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层理论,对刑讯逼供案件的证明责任分担进行再改造,是遏止刑讯逼供的一条思路.     

正当防卫制度适用情况实证数据研究——以300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通过对近5年中300份涉正当防卫案件一审刑事判决书的阅读梳理，并利用SPSS软件对300份裁判文书中的信息数据进行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就正当防卫制度在审判阶段的实际应用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互殴与辩护人辩护对于防卫性质的认定具有显著性；互殴与防卫性质呈现互斥关系，且互殴的认定存在泛滥趋势，挤压了正当防卫的适用空间；“骑墙式”辩护策略在涉正当防卫案件中大量存在；《正当防卫指导意见》的颁布并未对审判阶段防卫性质的认定数量造成积极的正向影响；案件防卫性质的认定出现向审前阶段前移的趋势。司法工作人员应注重对正当防卫制度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设定问题的研究，将正当防卫与互殴的区别作为办案的一个重点，在审判程序中区分“定罪”和“量刑”两个不同的阶段，以应对“骑墙式”辩护中存在的逻辑不自洽和违反“无罪推定”的问题。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