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熟悉的三代主委

<正>十多年前,在我师兄的介绍下,我成为了一名农工民主党党员。多年来,我们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一起成长。最早熟悉的农工党员是我们农工党泰州市委会第一     

我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谁？我们是“老百姓”——人家常常这样叫我们。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叫,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甚王,岂止是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我们还常常感到很舒坦呢。“文革”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这权倾一时．却谦称自己为“小小老百姓”,让我们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他真谦虚真平和真亲切．和我们真是一个战壕。然而今天．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却常常感到我已经不总是一个“老百姓”了。甚至我就不是一个“老百姓”,我感到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比方说罢。对于社会,我是一个“纳税人”,     

我所熟悉的梁希先生

梁希是我国杰出的林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长期从事林业教育和林产化学研究,晚年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我国近代林学的开拓者和林业界的一代师表。     

我到北京“串联”接受检阅的经历

一、“文革”风起 陡峭青松下碧溪,君家元在小桥西。 宅依迭岚桃梨外,日暖花香山鸟啼。 我的家乡环境非常优美,条件却十分艰苦,1965年,我进入中学时代。那个年代,升学率特别低,我们村前后三届,只考上我一个学生。我以优异的成绩被牟平七中录取,轰动了乡里,老师亲自把通知书送到我家。     

父辈留给我的昆仑关情结

在南宁东北面九塘，是历史上闻名的昆仑关古战场，那里有一个墓园，安葬着抗日战争期间在昆仑关战役中阵亡的3384名中国将士。“文革”时，我曾下放到那附近的“南宁五四青年农场”，当地农民对我讲述过抗战时这里发生的昆仑关攻坚战的故事，使我第一次对这场民族抗战感到荡气回肠，刻骨铭心。     

我的书房 我的梦

我在少年时便酷爱读书，并编织着一个个美好的梦。1966年我在同济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文革”的爆发打破了我上大学的梦，1968年10月我被分配到一家铸钢厂当切割工。其时，社会上不少好书被“四人帮”查禁了，记得在1970年代初的一次野营拉练休息时，我随意从师弟手中拿来一本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看了几页，孰料闯了大祸，被人告发“看黄色小说”，加入共青团时还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要我说清楚。     

我与民进的23年情结

我加入民进已经整整23年了,在这23年中,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苦有乐,绝不是一个"情"字所能了得,多少往事又涌上心头……     

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

鲁迅是被一些人奉为神明的。到了“文革”劫难时期,那些曾经受过鲁迅批评或与之意见相左的人,更受到严重渖击。近20多年来,情形却相反了,不但鲁迅本人遭到种种责难或讥讽,而且当年被鲁迅批判过的人又几乎一一翻案,大受褒扬。这种反差,固然与政治的因素相关,但学术领域的形而上学与片面性,     

农场纪事

我是“文革”期间的1968年岁末与1969年元旦之交,从天津坐车到达宁河火车站的。这个时间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们爬上了农场派来迎接我们的大卡车的时候,车站的广播喇叭正巧放出了“新年钟声”,然后就是当时必不可少的震耳欲聋的革命音乐和播音员气壮山河的叫喊。那时,正     

2007年《政工师论文集》征稿

知名国情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2006年10月12日下午接受媒体采访，解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说，公报内容向人们传达的信息表明，中共执政理念已实现三阶段跨越．即从“文革”期间所谓“斗争哲学”转变为过去20年、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哲学”，如今又转向“和谐哲学”。     

“我只是一个文化人”——记霞浦政协委员孔庆荣

孔庆荣,出生于1928年6月,霞浦人。他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依然挺直腰背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生中虽身兼多职,却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文化人”。     

我所知道的关锋(上)

关锋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从1966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他就是小组成员,1967年1月又兼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然而,1967年8月30日,他就以所谓“乱军”即“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和王力一起被打倒了。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李维汉晚年的特殊贡献

“文革”期间，他虽然身心受到催残，却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十分关注，特别是肃清封建思想遗毒问题。他想：我们国家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浩劫？是否和党内存在个人崇拜、干部等级和特殊化等问题有关？     

“眼睛”给我自由

"‘好运北京’国际轮椅篮球邀请赛的志愿者让我很满意。他们的笑容很美丽,而且我能感到,那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只是一个脸上的表情。"     

我的读书轶事

<正>说起来你可能不信,青少年时代,我曾经嗜书如命。小学时正值文革后期,文化已被革命,八亿人民只能看八出样板戏,唱几首红色歌曲,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已从香花变成毒草,难觅其踪。书店里硕果仅存的印刷     

言经海：我把米粉店开到了首都北京

人物小档案 言经海,出生于1972年3月,1986年初中毕业后在天等米粉店做学徒;1990年在天等县城开办米粉店;1997年9月在广东省深圳市开办桂林米粉店;2004年2月至今在北京开办＂古榕江＂桂林米粉店。2010年,她荣获＂广西青年创业明星＂称号。     

辉煌的五年——北京统一战线为首都“十五”计划作贡献综述

“十五”期间北京统一战线在中共北京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北京市中心工作任务,求真务实,争创一流,开创了首都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为北京市“十五”计划的圆满完成作出了积极贡献。——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新贡献。5年来,首都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鼓励和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紧密围绕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全市各民主党派…     

装钱的纸袋袋

年刚过,想到说说装压岁钱的纸袋袋。小时候,大人送我们压岁钱的袋袋,大都是用红纸糊的,就是那种单面大红的纸,还有点褪色,会粘得到处红红的。后来“文革”扫四旧,不兴送压岁钱了,红纸的销路反而大涨,     

“文革”北京串联记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我是烟台师专的一名学生。那年8月下旬。北京有一些红卫兵到烟台“串联”,我们才知道全国许多“革命师生”都到北京去“大串联”了。8月下旬,经同学们一再要求,烟台地委同意我校全体同学集体去北京“学习文化大革命”。8月29日晚,我们从烟台火车站集体乘车．30日在济南换车．31日上午9点多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