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教会历史观念

《上帝之城》第十五和十六卷围绕"复活之子"的观念,论述了"希望求告上帝的名"与教会论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教会作为地上之城的羁旅的含义。本文指出奥古斯丁历史哲学视野下教会的福音性本质,即教会是流动着的爱的会幕。奥古斯丁又把这种福音性的爱进一步表达为公民的责任,告诫教会不仅要警惕他自身与世俗的权柄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警惕以在天的权柄即在上帝之名下拥有权柄介入世俗共同体的界限。奥古斯丁以他对教会的福音性理解诠释了"为我们的上帝"的历史性。     

信仰与政治:尼布尔国际关系思想的基础

关于“罪”的人性学说及以此为基础的救赎史学是尼布尔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础,他认为罪来自人的本性自由及其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这种超越导致了创造与毁灭的并存,而它贯穿于世界历史之中.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骄傲,因为正义只能通过均势来实现.世俗世界的道德不可避免具有相对性,只有上帝之爱才能克服这种相对性.     

论普罗提诺与奥古斯丁的时间观

本文讨论现代性时间意识的古代根源,将其追溯到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正是这两位思想家形成了现代思想所秉承的主体时间意识.本文指出,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尽管都讨论时间,却是出于不同的考虑.普罗提诺是第一个讨论时间内意识的思想家,然而他的目的是解构时间观念对于灵魂的羁绊;奥古斯丁紧承普罗提诺,在论述上也模仿普罗提诺,但他认为时间的主体性必然导致存在问题的重新理解,时间与存在无法分离.如果说普罗提诺试图透过讨论时间以拯救古典的理念世界,那么奥古斯丁却从普罗提诺的讨论里看到哲学主要是柏拉图哲学拯救现象的不可能性.     

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人是什么?”奥古斯丁提出“我是谁?”这是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古希腊人对“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把理性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奥古斯丁所问“我是谁?”使人脱离了自然秩序,把自己放在上帝面前。人为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即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爱即信。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我是谁”的回答,把信仰提到了首位。     

基督教视野下的历史转向——从《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绪论而来

伏尔泰首次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一名称,从哲学意义上看,它是启蒙运动反对神学的一个结果,但在更深层面上,它又同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哲学同基督教一样询问历史、追寻终极意义,然而它在祛除了基督教的上帝之后,却不自觉地保留着后者的问题：当追问生活世界的终极意义时,这种追问本身就契合了救赎历史的终极目的论。     

论意志的根据——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中的意志追问

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中阐述了一个核心论点:恶起源于意志的自由决断.它构筑了传统神正论的基础.在卷二中,奥古斯丁提出了上帝存在证明,其中,意志概念处于核心地位.人虽然出于意志的自由决断背离了上帝,从而犯下原罪,但这并没有损害意志的优先地位,意志具有本源优先性;自由是对真理的服从;一切善(包括意志)来源于上帝;意志之前无存在.这是奥古斯丁从自由决断出发对意志进行的一种存在论追问,论证了意志之为意志(意志之所是)的根据.     

基督教经典译介中的“中国化”传统

宗教的“中国化”（包括基督教的中国化）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追溯历史,在民国时期基督教界即已提出“中国化”三字。从实践上看,在基督教经典的译介过程中,明清以来,一些译述者便早已看出“中国化”的表述方式的重要性,而在译述实践中予以落实。本文以三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中国化”,即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中译本在表达形式上的中国化,林乐知奥古斯丁传记针对中国宗教语境的中国化,以及雷鸣远奥古斯丁传记在语言、人情世故、内容上的中国化。他们体现了基督教有识之士为让奥古斯丁思想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作的努力。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

关于＂时间＂的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家不断思考的问题之一。在奥古斯丁之前,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传统时间观是西方关于时间观念的主导思想。然而,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时间观改变并影响了罗马后期及整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观念,他从＂上帝的创造＂和＂心灵的伸展＂两个向度对时间进行的分析和思考受到后世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本文也将从这两个向度着手进行分析和思考。     

奥古斯丁通向基督的忏悔

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思想的贡献极大,被罗马主教封为圣徒,在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西方史学家们认为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忏悔录》、《论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极大推进了基督思想的形成和传播;但面对奥古斯丁的这些丰富的朝圣虔敬,却产生了一个疑问,奥古斯丁为何要忏悔?他又为什么在皈依基督之后以忏悔的方式不断靠近上帝?是神需要要人忏悔吗?文章将从奥古斯丁的人生经历为视角,借此来探究上述的问题,最终来论证奥古斯丁心中基督的神为何需要世间人来忏悔。     

关于利益作用问题

关于利益作用问题王伟光利益是哲学的重要范畴，研究利益范畴，有必要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对利益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追溯。一、远古神学观点中关于情欲作用的合理猜测“一切民族都以为上帝支配他们的历史。”①在远古人类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点是神...     

巴别塔——一个关于技术异化的隐喻

巴别塔是《圣经》中的一个寓言,上帝因为人类建造通天塔而混乱了人类的语言.这个故事可以被看作最早的关于技术异化的警告,人类因为建造巴别塔而犯了三重罪.然而上帝混乱人类语言并非是惩罚,而是一种救赎.     

自然法学说中“正义”观念的历史变迁

]“正义”始终是西方自然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本文从自然法发展的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历史时期中 ,找寻蕴藏其中的正义观念及其理论思维方式 ,提出自然法的正义观在历史中走过了自然本体、自然本体之异化的上帝本体、社会本体和程序本体四个不同阶段 ,并分析说明 ,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可以从这种历史变迁中汲取什么。     

宪法的救赎

近代中国宪法诞生伊始就被赋予拯救民族危机的历史使命,作为宪法核心价值的人权则被搁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价值渐渐走入中国宪法研究视野,宪政和人权得到热情地追捧,宪法的救赎从国家转向了个人。本文将中国宪法的发展历史放在整个近代史的场域中进行检讨,从解读中国近代的独特视角开始,以期发现中国宪法所应发生的转向。宪法的救赎使命—民族国家和个人生存是理解中国宪政史的两个方向。     

析清代“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以《大义觉迷录》为视角

“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满族入主中原,清代统治者力倡“华夷一家”的新民族观念为清王朝国基稳定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思想保障。从清太宗皇太极到清高宗乾隆,这一观念日渐完善,《大义觉迷录》对此观念进行了集中阐释和理论总结。     

论刘震云小说的思维背景

刘震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他的北方故乡为背景和思维起点的,弥漫在故乡上空的“饥饿危机、灾荒意象”组成他小说的“黄土地意象”;“权力意象和中原农民生存意象”则展现了一个没有摆脱“饥饿危机”的民族生存方式。但是,无时不在的“姥娘意象”作为一种救赎昭示着人类最终的理想、希望、尊严,这些意象不仅决定着刘震云的语言方式、叙述方式,而且也决定着他思考世界、历史、人性的方式。     

行走在涕泣之谷和上帝之城间——奥古斯丁自然法思想探究

试图理解奥古斯丁和洞察自然法是同样困难的,鱼和熊掌如何兼得?本文的路径是沿着奥古斯丁个人追寻神性、真理的轨迹,阅读这一伟大思想家的心灵史时观察到奥古斯丁的自然法的实质是信仰,奥古斯丁的自然法典里饱含对善与恶、正义与不义、爱与秩序的体验和凝思,这来自上帝的启示是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关怀和审视,它和整个自然法的历史交汇不是偶然的———自然法首先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然观:人处在何种自然状态则当如何存在,自然法的过去蕴藏着人类向神诉求自然权利和秩序的价值审美活动,因此可以认为:自然法的兴衰维系人的命运,对于自然法而言,信仰先于理解。     

从人本法治观到生态法治观——一种法治观念模式的衍更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奠定了西方人本法治观的基础;罗马人对人本法治观的传承与创化;中世纪神学背景下的法治理念强调人的救赎与反生态主义,随着上帝之死与理性王国的建立,近代以降的法治发展道路彰显了以大功利生存解释方式为主导的科技人文法治观;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类开始彻底反思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人本法治史.于是,一种理想的法治观念模式--生态法治观,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脱颖而出成为必然.     

中华文化中的民族观念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在长期的冲突和融合中形成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华民族”意味着它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的民族观念在当今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压迫和剥削中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应人为地强调民族差异,轻视乃至排斥其他民族,甚至因此主张国家分裂、民族复仇,而应当致力于民族和睦和民族团结。     

马克思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述,深刻地向我们指明了社会发展是一个纵向推进、上升和横向扩展、整合相交织的过程.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一开始是在彼此隔绝的地域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的.随着人类主体能力的提高、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交往范围的扩大,人类社会的发展便逐渐超越了狭隘的地域界限,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展开,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进入了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普遍交往关系之中,历史由此向世界历史转变并进而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在当今时代,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其作为社会发展多极主体中的一极,必须转换理论视野和实践方式,充分认识全球化的必然性、基本特点和多重效应,树立开放观念,积极走向世界,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竞争与合作中谋求自身的发展.     

当代世界历史视阈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当代世界民族理论中,汤姆·奈恩、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英国新左派学者认为,民族是被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体的历史情势“发明”出来的,情势不同,“发明”的机制也有所不同。这一民族观念是西方的,也是世界的。以此视角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提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得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历史成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提出并能够超越传统苏联民族理论的世界历史根基;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建构是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解决现代化产生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经济基础;高度重视共同体成员身份认同,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工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系统性的伟大国家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