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

董仲舒的儒学是天学,但惟有日用伦常才是董学的真正归宿。董仲舒强调“五常”始终是帝王执事和国家政治追求的目标。《春秋繁露》里,董仲舒把“仁”解为“天心”, 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而在于天。董仲舒还指出,“仁在爱人,义在正我”。在道德实践的具体操作中,仁发于外,惠及广远。而义则发于内,从我做起,严格自律。这显然已与先秦以来各家学派“血亲为本”的仁义主张形成了鲜明比照。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取向分析——论李觏与朱熹对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不同梳理

孟子的“四德说”和董仲舒的“五常说”通常被认为是关于儒家核心价值体系较为标准的概括，在儒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宋代儒学复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则侧重于分析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儒家功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李觏把礼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心，以之统摄其余；理学大师朱熹则将仁作为最高的范畴，以之兼摄其它。两人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思想体系内在理路、学术传承的不同，也反映了儒家内部关于社会治理思想的不同取向。     

用《论语》思想构建和谐采油院

《论语》的基本精神“仁、义、札、智、信”，不仅是伦理之道，而且也是经营管理之道。2007年是胜利油田的“和谐文化建设年”，胜利油田采油院把学《论语》引入到企业和谐文化建设中来。《论语》赋予采油院和谐文化建设新的生命力与形式。     

“内圣外王”与先期儒学发展的张力

孔子"仁"与"礼"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他的圣王理想的追求,他认为领袖群伦应兼具"圣"与"王"的双重资格.<大学>以修齐治平提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孟子以心性之学开出"王政"之治,强调"内圣".荀子则侧重于"外王",提出"礼制"."仁"礼"之分,"内"外"之别,以及修齐与治平,都隐含了一个儒学自身始终无法消解的悖反走向儒学与君主专制的互限互依.它既是儒学发展的张力,又是儒学获得永久活力的的限制,使儒学在发展历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君主专制的阴影.     

孔子和谐思想的内在结构与逻辑展开

在当代建设和谐社会这一主题下，孔子集内圣外王于一身的精神气质非常具有倡导价值，这是一种个人的身心和谐与外部的社会和谐通融连贯的产物。仁爱的情操、自然的情怀与审美的情趣，共同构成了孔子之“乐在其中”的身心和谐的全部内涵，也是他的内圣精神的全部写照；内在的仁外化、表现出来就是“爱”，就是“孝”，就是“礼”，就是“和”。孔子试图以“爱”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孝”建立起良好的伦理关系，以“礼”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关系，最后以“和”建立起全社会和谐、协调的关系。     

儒学道德心理观念与和谐社会构建

儒学道德心理观念对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密切关系.特别表现在仁恻和诚信这两个范畴上.仁恻之心的贯彻可以使人际关系和谐,诚信之心则可以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平衡.总之,儒学道德心理观念对贯彻党中央"八荣八耻"的指示精神、加快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论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与当代儒学的新形态

在探讨“普世性价值观”是否可能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基本特性、核心价值观念及其普世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当代儒学新形态——民主仁学的新思维。作者认为，儒学的根本精神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具有道德主体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开放性等特性。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以民主仁爱为体，以科技法制为用”，是以多元和谐文化观为指导的文化哲学。     

儒家“仁爱”思想与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

历代儒学大师一直以＂仁＂、＂义＂为儒家理论中心和实践终极目标。如果我们承认它具有普适性的话,那么,这种儒家的＂仁＂、＂义＂观适用于全民,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均应成为＂仁＂、＂义＂的受益者。在全社会提倡＂仁爱＂之心,并以＂仁爱＂之心关注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社会命运,这是通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先秦儒家的“共同体”思想

儒家致力于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实现一种“大同”社会，其思想已经蕴含着着我们当下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先秦儒家以“仁”为源头，探寻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内在根基；以“礼”为扩展，为人与人相处提供规范依据；以“大同”为目标，建立一种“群居和一”的社会秩序。先秦儒家思想中天然地蕴含着一种“共同体”思想，将人类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深入发掘先秦儒家思想，能够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儒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伦理主义”为特征的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经失去也应该失去“国家哲学”的地位，发挥不了也不应该发挥“兴邦治国”的指导作用。不过，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并非没有任何地位，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儒学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占据“主席”之位，但能够也应该处于“宾席”之位；不可能也不应该起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但却能够也应该起辅助性的“帮补”作用     

孔子“克己复礼”和谐意识的现代启益

孔子的和谐观完全是为了“克己复礼”。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人类的目标,表达了他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等问题的深切关注。对孔子的和谐思想中“仁”、“礼”、“和”的逻辑内涵的思考及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的阐释,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实质,汲取孔子和谐观中积极的精神价值,传承其和谐思想,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在我之学”刍议

从本体、工夫、修身理想三个层面论述了“在我之学”这一思想。“在我”体现了朱熹“万理具于吾身”的本体论思想,即“理之在我”,阐述了“理”与“性”“道”之间的关系;以及“修德行仁,天命在我”的工夫论思想,即修养“在我之心”。“在我之学”旨在时时地“反身而诚”“反观内视”,完善君子的内在德性,通过“在我”这一根本方法从而实现“君子”人格的修身理想。     

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以“孝文化”创新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

胜利油田鲁明油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科研中心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作为提高党员干部思想道德修养、增强党员干部工作责任感的有效途径，为党员干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促进了科研中心的科学和谐发展。具体做法是：学《孝经》，塑氛围，树立党员干部乐学之风；抓深化，促践行，增强党员干部实干之劲；讲奉献，倡和谐，强化党员干部爱民爱企之为。     

良知说的由来和未来

孟子预设天赋良知，从“人性善”的哲学命题出发，得出了个体道德修养向内用功的法门——求其放心；《大学》承接孟子，提出“三纲”、“八目”，把“求其放心”具体化，使个体道德修养具有可操作性；逮至宋明新儒学的兴起，朱陆在个体道德修养的入口处争执起来，余讼不已；阳明先生上承孟子，范围朱陆，创建“致良知”学说，指示成就“圣贤”之路，遂成儒学工夫论的集大成者；及至西学挟西力东渐，君权殁于辛亥之炮，名教焚于“五四”之炉。劫灰中现代新儒家生焉。然遍观现代新儒家诸贤，汲汲于“良知”者，甚过矣。     

宽仁厚爱 春风化雨

仁，是二人合而为一，亲如一体。二人相容相合，有视人如己之意，故“仁”的本意作“亲”解。“二”字之象，上为天下为地，盖“仁”为天地生万物之心、天地佑人类之意。人若有宽恕之心、容忍之心，则所到之处，莫不如春风化雨般，处处见一片和煦之气象。“仁”，诚为立身处世之根本，国家如此，企业如此，家庭如此，人与人之间也如此。     

“公司社会责任”灵魂托生之真谛

造成《公司法》第5条之“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不能真正付诸实践之最根本原因在于“公司社会责任”本身灵魂脱壳,然“公司社会责任”之精髓意义重大,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加以否定.“公司社会责任”灵魂“托生”之途即为“公司利他权”,此等界定实为正本清源,不但解决了公司或其董事等高管“积极实施利他主义行为”之理论困惑,且能使它更合理地融入《公司法》,使《公司法》更契合民商法的本质和价值理念,体现正义,真正践行《宪法》规定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有助于公司或董事为其他利益相关者之谋利在实践中真正得以落实,确保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张载《正蒙》中“感”的意义阐释

本文认为张载用“感”字之意义主要表现为对以下三种关系的言说，即“感”之于物、“感”之于圣人、“感”之于形上本体，而通过这些言说同时也展现出了张载复兴儒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试论“肝为万病之贼”

试论“肝为万病之贼”孙益鑫（安徽中医学院中医诊断学教研室合肥２３００３８）关键词：肝；中医发病学；“肾－脾－肝”内伤病机学说中图法分类号：Ｒ２２３．１１；Ｒ２２８“肝为万病之贼”一说最早见于清·魏之秀《续名医类案·疡症》，他说：“夫肝木为龙，龙之变化...     

仁的境界与善的理念——孔子与柏拉图文艺教化观之比较

孔子和柏拉图都非常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他们都认为文艺的教化作用在于在陶冶性情和哺育心智。他们的文艺教化观都凸现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两者的文艺教化观时，我们却能发现两者教化观的最终目标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孔子力图通过文艺的教化作用，实现人们对“仁”的迫近，使个体达到“仁”的境界；而柏拉图则希望通过文艺的教化作用，开启人的理性，使个体能充分认识到“善”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