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民主转型和民主化软着陆

本文讨论1998年以来印尼民主转型的进程,分析了民主化的成果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文章接着考察了印尼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对强人权威政权的怀念,对大选结果中反映出来的强人政治回归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最后,作者对印尼能否突破"民主--专制--再民主--再专制"的怪圈,实现民主化的软着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原因之异同——对《第三波》转型原因观点的验证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进入民主巩固阶段,对过去转型的分析有助于对现阶段民主巩固问题的理解.地处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民主转型经验,以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关于民主转型原因--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五个因素分析为基础,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这一因素可能是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普遍原因,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四个因素可能只是适用范围较小的民主转型原因.     

经济全球化与韩国民主化：以发展战略转型为视角

自20世纪60年代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后,韩国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并与之同步演化。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出口贸易的严重依赖使得韩国政治经济发展受到全球市场的制约与影响。本文运用相互依赖理论来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韩国发展战略转型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韩国经济结构的变迁及其与政治转型相互型塑的发展结果。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路径及效用分析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从前苏联时期的斯大林模式向市场导向的转型,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军转民实践,充满了曲折和困难,短期内削弱了其经济实力.但俄罗斯也逐渐明确了国防工业体进一步转型的方向,为推动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路径,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抗争的动力:新媒体与缅甸的民主化

自从2007年以来,缅甸社会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新媒体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在2007年"藏红花"革命和2008年纳吉斯风灾中,缅甸人民利用互联网、移动电话等新媒体技术向世界传递了政府镇压和掩盖的真相。缅甸军人政府也明显感到了新媒体技术对其统治的压力,因此在2010年缅甸大选之前,严格控制国内的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出现虽然没有导致缅甸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是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原来军政府对信息的封锁,逐渐促进了缅甸的民主化进程。     

民主化和区域主义相关性研究:东盟的地区实践

民主化的实践对于东南亚区域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东南亚地区合作的不断推进,政治转型成为该地区当下所面临的重要议题。本文拟结合民主化与区域主义两者关系的分析,探索传统上以精英为主导的区域主义正在经历的深刻嬗变。研究表明,民主化对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范式的影响是复杂的,以公民社会为主要载体的参与式区域主义方兴未艾,两种类型的区域主义勾画了东盟地区治理的图景。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2009年8月,民主党取代了长期垄断日本政坛的自民党,为国内的政治改革送来一缕清新之风。鸠山政权试图摆脱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束缚,外交政策上强调与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合作关系,并暂时缓和了因领土争端而陷入僵局的日俄紧张关系。但是,随着鸠山政权的倒台,以及此后的民主党政权逐渐回归"向美一边倒"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势,致使日俄领土争端急速升级,双边关系的维系也仅停留于经济窗口的沟通。     

20世纪末以来中、美与东盟的三边互动关系——以权力转移为视角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东盟均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中、美和东盟在经贸、政治和认知方面形成了互动关系。由于经济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领域东亚一体化的排斥效应等因素,中美在东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东亚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调整。三方在经贸、政治和认知的互动相互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使得东亚的权力转移在和平中实现。互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三方调适和合作加以解决。     

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与阶层的视野

本文通过对苏联东欧社会变迁的实证分析,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视角探索苏东社会转型的原因及过程.首先,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导致的城乡社会结构的改变,是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这是它与东亚、拉美等国或地区的社会转型具有深层关联性的一面.而农民迁移到城市的结构性流动所产生的复杂流动机制和分层机制,对苏东社会转型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冲击.苏东社会的中间阶层,其价值观、社会功能和政治态度对激进的制度转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次,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由农民向城市工人的阶级分层发生变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在市场化背景下,苏东社会的阶层分层因利益多元化而发生分化.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明显地分为这两个阶段.     

马来西亚对华关系背景分析:以马中建交过程为例

本文以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过程(1949—1974)为例,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元启发理论分析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马来西亚独立前(1945—1957)笼罩在英中关系之下的马中关系,并把它作为分析马来西亚独立初期马中冲突关系的生态历史背景;接着分析马来西亚独立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中对抗与冲突关系的深刻背景,揭示国际格局与国家安全利益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影响;然后分析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马中和解与建交的背景,诠释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内形势的发展、关键领导人的个人素养等因素导致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最后对马中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总结。     

体系·国家·社会·个体——中国外交的分析层次

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及民族关怀不断增强、中国外交现实政策需求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呈现出理论意识、主体性、规范性以及方法论意识等特点。笔者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分为体系、国家、社会与个体四个分析层次,以此来考察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理论多元主义、具体案例研究、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的并重,以及行为体与结构间互动,理应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

早在谈判初期,TPP就宣称将达成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面向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议,但事实上,TPP将无助于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更无法解决亚太地区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问题。关于TPP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经济小国或许能够从TPP中获益,但是对大国而言,TPP基本没有经济价值。TPP只是美国应对东亚合作、获得非传统经济利益的工具。从中国角度看,长期内,克服TPP负面影响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内需;中期内则需要与日本共同推动实现东亚合作,确保中国在整个TPP博弈中获得次优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