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故意的证明问题浅析

在司法实践大量运用推定的方法认定故意的情形下,很多学者致力于构建更完善的推定规则。但问题在于既然明知这种推定标准低于直接的证明标准,那么推定故意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进而为故意的推定不断设定的标准是否必要,本文认为,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之下不应再设定任何证明标准或推定规则,应采用诠释学循环的原理,结合个案的全部材料对个案的故意进行认定,从而避免走入僵化、教条的误区。     

刑事推定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刑事推定是一种证明方法,即在刑事诉讼之中,裁判者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在反驳不成立的情况下,由基础事实认定推定事实的一种事实认定方式。目前我国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时,在使用刑事推定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标准不一,容易出现错误认定,造成错案,不利于准确打击犯罪和保护社会法益,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刑事推定的立法规范极其必要,并且应该尽快研究确立刑事推定所遵循的原则和适用规则。     

推定在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证明中的适用与规制完善

电信网络诈骗罪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上下游关联犯罪的频繁发生、快速增长,严重危害人民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适应严厉打击治理以上违法犯罪的现实需要,对于罪量认定、批量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认定、行为人主观罪责认定等存在证明困难的事项,相关法律法规越来越多地通过创设推定规则以化解这些证明困境。然而,推定规则在简化证明方法、减轻公诉方证明负担的同时,向被告方倒置了证明责任,可能会冲击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还可能降低案件整体的证明标准,且“可以”模式的推定规则存在扩大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因此,应当坚持刑事推定的最后适用性这一原则,被告方反驳推定的证明标准则应以“产生合理怀疑”为主,并尽量减少推定规则的创设。     

贪污罪非法占有目的之推定规则初探

贪污罪是我国最常见的腐败犯罪之一.司法人员对如何认定贪污罪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存在认识上的误差,因而导致了司法裁判的不统一.制定推定规则是统一并规范司法裁判行为的有效路径之一.通过对现有规范性文件中相关规定以及201份典型案例裁判文书的分析,笔者总结了贪污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识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定推定规则的具体建议.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清偿规则之解构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是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直接影响到非举债方配偶和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保护,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尽管有一些认定规则和推定规则,但其价值取向、判断标准不同。有的从保护非举债方配偶权利和婚姻家庭整体利益出发,形成以"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和推定规则,这种规则有时导致夫妻合谋假离婚实现逃债,侵害债权人权利情形的发生;有的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权利出发,形成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内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这种规则有时导致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合谋制造虚假债务,侵害非举债方配偶权利情形的发生。上述情况造成了司法实务部门对具体案件法律规则适用上的困局,破解该困局的最佳方案应当是:依据兼顾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权利与非举债方配偶的权利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在现有法律、司法解释框架下,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清偿规则进行重新解构。在实体法层面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为中心,实现相关法律规范与清偿规则的有序衔接;在程序法层面,通过在一定条件下增加债权人注意义务,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贿赂推定浅论

贿赂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但是,许多贿赂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因此,有必要运用推定对贿赂犯罪的某些情形进行认定.本文指出在贿赂犯罪中,推定可具体应用于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一对一”贿赂犯罪等方面.     

论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24条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由＂目的论＂改为＂名义论＂,由于欠缺立法基础,背离了婚姻家事立法的基本法理,严重侵害了夫妻另一方的财产权益,亟需完善。本文通过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论述,在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建议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并通过完善家事代理制度,构建夫妻财产补偿等措施,保护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依据商品载明的信息确定生产商的裁判规则

依据被诉侵权商品上的信息指向来认定生产者属于推定,因推定是以推理为基础的间接事实的认定,故推定的成立需要权利人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且被诉侵权人未提出相反证据。也即要依据被诉侵权商品上的信息来认定生产商,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被诉侵权商品上的信息共同且无矛盾地指向同一个主体;二是被控侵权人没有相反证据。     

证券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认定的再认识——兼论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适用

因果关系的确证是认定民事责任承担者的主观归责的前提条件。由于证券侵权责任本身的特性致使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在适用中陷于困境。美国在欺诈市场理论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即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并为我国所引用。但由于目前国内证券市场以及相关理论的成熟状况,该规则的国内适用存在诸多待考量因素。     

对司法推定若干基础问题的研究

在对案件进行裁判的过程中,遇到实体法缺乏具体规范时,基于何种理由认定有关案件事实,成为法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适用司法推定,能够帮助法官摆脱案件事实不清、难以裁判的尴尬。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司法推定的相关基础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对司法推定的概念、内在属性、构成要件、适用规则、诉讼价值、法律效果、司法推定权的行使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司法推定的本来面目,并助力于该制度诉讼机能的正常发挥。     

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推定

司法实践中,“主观目的”的判定一直是目的犯认定的难点和疑点之一。目前对于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引入刑事推定证明方法来破解诈骗案件中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难的问题,弥补我国相关案件认定方法的缺失,也能避免直接认定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使用刑事推定方法时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明确案件所涵盖的基础事实以及刑事推定的步骤;检察机关还应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以确保刑事推定结论的合理性。     

推定的界限及适用

对推定界定不清和运用不当是目前证据法研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应当厘清推定与证明(推论)的关系，二者存在事实认定义务、认定方式、证明要求和证明责任承担上的差异，且性质不同。事实推定的概念混淆了推定机制与证明机制的区别，而且在我国可能破坏法治、冲击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只有极少量的明示和暗示证明责任转移的规范才是推定规范。应当根据实践需要设立和完善推定规范，但必须考虑我国刑事司法模式和司法资源的对比关系谨慎为之。     

论我国拒证推定规则的完善——还其推定之本来面目

我国《证据规定》第乃条所规定的拒证推定规则没能够充分体现推定之基本特征，给予法官自由心证的空间过大，阻碍了拒证推定规则本身所具有的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等优势的发挥。《证据规定》第75条所规定的拒证推定规则应被还以推定之本来面目，并且其本身的运用不应使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发生转移。     

美国证据法上推定的学说与规则的发展

推定效力的确定是司法证明中的一个复杂问题.本文评析了美国证据法上关于推定效力的五种学说,其中,塞耶的"爆泡理论"即"转移举证负担说"和摩根的"转移说服负担说"是两大经典学说,成为证据法典中推定规则的直接法理依据.而"效力区分说"、"取消推定说"和"个别分析说"对立法和司法实践也各有影响.这些学说立足于普通法上丰富的司法经验,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推定适用的规律,对我国的证据法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论“携带凶器抢夺”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款从规定之时就备受争议，有些学者建议将其认定为抢夺，有些建议认定为抢劫，还有学者建议将其废除。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携带”、“凶器”等的认定标准不同。笔者认为在考究这些认定标准后，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从几个方面逐一深入，是可以判定每一案件的性质。所谓废除说、认定为抢夺说等，可以摒弃。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解释与推论，是值得我们在以后的《刑法》学习中关注的。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证明规则——以证据端口理论为基础的分析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通常具有对象涉众性、行为链条性和证据海量性等特征，给司法证明带来了独特的挑战。现行司法解释提出了综合认定、抽样验证、属性推定等规则，但此类规则的理论基础尚待明确，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风险。基于网络非法集资犯罪的特殊证据结构，以证据端口理论为基础整合并优化现有的证明规则，有助于理清取证和证明的基本要求，解决该类犯罪的司法证明难题。鉴于综合认定规则的适用标准不够统一，且面临关键证据缺失的风险，有必要优选证据端口全面取证，并结合其他证据端口进行印证分析。现有的抽样验证规则容易与抽样取证混淆，且未能关注抽样对象的内在差异，有必要限定抽样验证的证据端口要求，并明确抽样的证据材料范围。对于资金属性的推定规则，需要明确推定的性质和要素，以及推定规则的适用要求。     

票据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以朱某票据诈骗案为例

票据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类犯罪中比较常见的罪名,司法实践中,由于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存在较多分歧,导致难以正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利于准确认定犯罪。本文结合案例,在对票据诈骗罪罪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方式和限定条件,并结合司法实践,就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问题提出了相关设想。     

我国刑事推定规则之构建

刑事推定规则分为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目前,我国尚未构建系统的刑事推定规则。我国运用刑事推定存在的问题包括:推定的实体性规则不完善,推定的程序性规则缺失,运用证据的原则未予明确。应当从三个方面构建我国的刑事推定规则,即确立推定的基本原则,包括必要性原则、基础事实真实原则、高度盖然性原则、不得二次推定原则和可反驳原则;构建实体性规则,其任务是界定推定可以适用的范围,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适用的范围;设置程序性规则,其中如何设置对推定的反驳程序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民事诉讼中推定的运用与规制

民事诉讼中推定的基本功能是为法官审判提供一种简捷的认定未知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方法。证据法理念是对人的认识能力不足的一种法律补充,从而使司法所获得的是一种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本身。法律通过设立推定来规范法官的推断行为以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法官的推定既可依法律规定进行,又可按经验法则进行。但只有在前者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有后者的发生。法官的推理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推定活动,合乎规则的推定所体现的是法官判决的合理性价值。推定必须有科学的规范才能产生其应有的价值,才能形成示范效应。无论是民事诉讼中的求真意志还是推定的合理运用,都是为达到说服,即提高民事裁判的可接受程度。     

再论推定

推定是指通过对基础事实与未知事实之间常态联系的肯定来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推定必须有真实的基础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必须是一项具有盖然效力的证据,证据盖然效力蕴含的两种可能性应构成常态联系和变态联系的关系;推定必须遵循择优规则,即在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和变态联系中,只能肯定常态联系,不能肯定变态联系。推定有两种效力:第一种效力是引发举证责任的转移,这是程序上的效力;第二种效力是让对方承担不利后果,这是实体上的效力;第一种效力具有必然性,第二种效力则具有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