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理论困境及破解

在我国法律语境下,受贿罪的实质是＂权钱交易＂,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和请托人进行财物交换的行为,此处的权力应仅限于国家的公权力,不应扩大到影响力,而且利用公权力的行为人应与公权力的拥有者相统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的受贿罪理论存在冲突,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规定,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位为利用影响力交易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刑法第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而言,是一种新型贿赂犯罪。结合司法实践,需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问题中的主体认定、影响力的认定、"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相关共犯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行贿行为的处理,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对司法实务和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辨析

受贿罪的手段,即主体通过何种方式、途径实施了受贿行为。在新型受贿罪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未得到立法首肯之前,普通受贿犯罪都是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向当事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故学界关注的受贿罪的手段就是如何理解、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规定行为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     

试论行政收费的可诉性及合法性审查标准

我国的行政收费制度虽然由来已久,但是有关行政收费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都不完善,行政收费的可诉性及其合法性审查标准至今没有定论。本文从区分构成行政收费的设立行为和执行行为的可诉性进行分析,试图对行政收费的可诉范围进行界定。并且从设立行为、执法主体、设立和执行程序等方面归纳对行政收费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最后就完善行政收费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行政合理性原则与失当行政行为

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实质法治主义规范行政行为的新形式。它对行政行为的规范范围直接决定失当行政行为可能发生的领域和形式。不同的合理或者不合理标准直接影响失当行政行为的构成。违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失当行政行为因其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故并不属于合法行为。但因其又没有完全达到违法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不能定性为违法行为。从严格法治主义出发,可以视失当行政行为为违法行为,只是这种被视为"违法行为"的不合法行为,与真正的违法行为相比,在法律责任的承担方面,因其违法程度不同而应有不同。     

试论行政诉讼受案制度的改革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自创建行政诉讼制度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几经调整,在总体上呈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但是,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体制,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以及双方行政关系中行政合同可诉性问题等几个方面依然存有缺陷,致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受到了诸多不适当的限制。这些规定既限制了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也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诉讼和行政审判的发展,因此,必须针对上述几方面的缺陷,适度拓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论行政权限与行政责任的关系

行政权限是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所不能逾越的范围或界限,包括行政管辖权和自由裁量权,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违反行政法律或不履行行政义务而依法应承担的行政法律后果,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行政主体对超越行政权限所为的行政行为,除按照法律的规定予以撤销或宣告确认无效外,对相对人造成损害的,还要给予赔偿。     

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赔偿问题的思考

由抽象行政行为引起的侵权目前尚未纳入我国行政赔偿范围,这在实践中是存在缺陷的,从法学理论出发应该对此进行赔偿。笔者对此进行了探析并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特点提出了建构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特点的行政赔偿制度。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疑难问题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设置比较复杂。当前,对该罪主体即关系密切人的范围如何确定,主观方面是否需对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知,客观方面有哪些行为方式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与共同受贿、斡旋受贿、行贿、介绍贿赂如何区分,如何准确判断利用影响力受贿既遂未遂等问题,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亟需予以研究解决。     

论内部人事行政行为之司法救济

内部具体行政行为一直以来被认为属于内部管理行为,不行政诉讼范围之内。对此,本文提出严重影响公务员权益的内部人事行政行为应该纳入行政诉讼,并围绕这一观点,从内部行政行为不应司法救济之驳斥、内部人事行政行为司法救济之必要、内部人事行政行为司法救济之法理分析和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方式辨析北大核心

受贿罪的手段,即主体通过何种方式、途径实施了受贿行为。在新型受贿罪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未得到立法首肯之前,普通受贿犯罪都是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向当事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故学界关注的受贿罪的手段就是如何理解、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制定行政程序法应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

影响乃至决定行政程序法的性质、功能、作用和调整范围的问题主要有八对关系:(1)统一法典与单行法;(2)程序法与实体法;(3)规范具体行政行为与规范抽象行政行为;(4)规范外部行政行为与规范内部行政行为;(5)规范行政行为与规范行政救济行为;(6)规范权力性行政行为与规范非权力性行政行为;(7)规范国家公权力行为与规范社会公权力行为;(8)规范行政机关公权力行为与规范其他国家机关公权力行为。     

异化行政行为的判断

因行政机关同时具备公法主体和私法主体的身份,一些行政机关为追求自利而利用形式上的行政行为掩盖私法行为或逃避私法责任,这种与行政法基本精神相背离的异化行政行为因主体身份的双重性,在当前很难判断行为的性质。然而异化行政行为属性的不确定状态,不仅会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潜在威胁,也会严重阻碍了法治政府和诚信政府的建立,所以明确异化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行政登记侵权之诉研究

行政登记行为作为准法律行为性行政行为,本身不具有权利侵犯性。司法实践允许提起行政登记侵权之诉,在原告主体资格方面存在疑问,且其结果易与相关的民事诉讼结果冲突,此外,这类诉讼并不能彻底解决争议。基此,应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重构

我国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过于狭窄,限制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使对行政主体的司法审查在很大范围上受到了限制。正确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从行政诉讼目的出发,从我国立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入手,提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除某些特殊权利)、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侵犯公益性质行政行为等的可诉性等问题加以重点研究,以期在今后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立法时,更加合理科学地界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主体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我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信息主体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不能随意处理个人信息,公开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原则、监督和救济制度。利益衡量是目前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的适当方法。     

内部批复是否可诉之认定标准

上级行政机关针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请示作出批复,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隶属关系,针对内部相对人而实施的行政行为,不直接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亦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论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与公共行政变革的需要,有必要改造我国的行政行为理论,重新认识行政行为的特征,扩展行政行为的范围,将多种行政方式纳入行政行为体系中来,研究其运行的规则与应遵循的原则,促进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的发展。     

行政指导的责任化漫谈

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实现所希望的行政状态,谋求相对人的响应,而依法采取的行为.而普遍的观点认为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文认为,法治行政要求行政法律的一切纠纷最终应服从司法机关的控制,应改变行政指导的传统界定,应将其纳入司法审查.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与可附带司法审查性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完全是一回事。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专门审查和附带审查两种方式,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于前者,然而,在我国现行法院体制下,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具有可诉性,不宜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事实上具有可附带司法审查性,我们可以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完善现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司法审查制度,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