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融合政策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实施流动人口融合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改善民生、提高流动人口的"获得感"。利用S省调查资料对流动人口融合政策的部署和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发现:当前融合政策部署推进顺利,但从部署到落实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有待打通;城市融合政策的部署和落实并不必然会提升农民工在各个社会生活场域的"获得感";融合政策对农民工的收入提升没有显著影响;因为"洼地效应",融合政策的落实经由房地产市场的传导反而导致农民工居住质量下降。由于政策落实的过程客观上强化了农民工的"外来"身份而不利于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静音"服务的理念将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心理"获得感"。     

农村流动儿童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农民工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家庭、个性和社会接纳等,其中,制度障碍是影响农民工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决定性因素;家庭是农民工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重要基础;个性心理影响农民工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进程与深度;社会接纳是农民工进城子女社会融合的前提。     

社区视角下的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当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城市犯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社区的角度进行分析,城市社区的"区隔化现象"影响了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融合,构成了其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中"二元社区"的存在,加大了农民工的反社会倾向;农民工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解体,弱化了对其行为的天然监督机制。为此,需要弥合城市社区的分化现象,重视对进城农民工的社区服务,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公共生活。     

首都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模型,将市民化成本分为个人成本和城市公共成本两大类,并分别进行细分和测算。指出市民化成本的分担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通过建立相应的政策机制促进北京市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进而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北京地区调查数据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未来预期"项目数据,目前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面临较大的婚育压力。在城市融入意愿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评价北京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有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市场能力等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狭窄、居住空间隔离等社会和心理因素。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区融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践模式及政策分析

通过梳理,认为当前初步形成以"制度导向型、服务融合型、载体支撑型、主体协同型"四种类型的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践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四种类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践模式既有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元素,也存在缺乏统筹城乡观念、户籍改革难落实、社会融合政策"碎片化"、流动人口家庭发展能力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建议以统筹城乡为基础,进一步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构建社会融合政策体系,建立以家庭政策为基本单元的社会政策取向,加快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和企业协同、流动人口主动参与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治理格局,全面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向更高质量阶段迈进。     

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分析——基于南昌市广丰籍同乡互助会的研究

流动人口自组织是基于流动人口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建立的非正式组织,是伴随着大量人口流动而必然出现的产物,在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融合等方面弥补了政府不足与市场局限。但是,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自组织缺乏足够的法律认可、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他们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社会资本提升的困境,因此,亟须通过流动人口、政府部门等对社会资本进行改造与重塑,提升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存量,实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社会资本、政治参与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既有赖于社会资本,也有赖于政治参与。本文采用2013年农民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关系、组织和制度层面的社会资本均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制度性政治参与对社会融合主要产生积极影响,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主要是消极影响。解决农民工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多层次融合的复杂社会问题,政府必须优化社会政治生态,在制度体系框架内促进建立平等、包容的共通性社会资本,引导农民工有序进行制度性政治参与,消除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支持系统分析

伴随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民工流人城市，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中坚力量。其中，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诉求与融合现状之间存在较大落差，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分析———基于南昌市广丰籍同乡互助会的研 究简

流动人口自组织是基于流动人口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建立的非正式组织，是伴随着大量人口流动而必然出现的产物。在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融合等方面弥补了政府不足与市场局限。但是，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自组织缺乏足够的法律认可、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他们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社会资本提升的困境，因此，亟须通过流动人口、政府部门等对社会资本进行改造与重塑，提升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社会资本存量，实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沿海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研究——以浙江省舟山市为例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身处"二元结构"与"二元区隔"的夹缝之中。城市是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敏感地区,随着近几年舟山城市化和少数民族散居化进程的加速,舟山群岛新区也日益面临多民族共处的问题。本课题以舟山群岛新区的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选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流动特点及模式、社会关系、宗教适应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描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指出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困境成因,并提出提高和拓展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思路与对策。     

公益型社会组织孵化的厦门模式——基于对“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研究

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合、联结、引领与培育社会组织的公益孵化器在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方面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新厦门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经验表明:公益孵化器整合多方资源,搭建集体平台,扩宽了新厦门人参与互动的渠道,形成了社会组织融合功能的规模化效应;它源于社会需求,更细化和回应社会需求,整体调动了新老市民的参与自主性,促进了社区融合资本的形成,实现了城市社区的互动共治与和谐共融,是推动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合的载体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郑州市为例

以201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后发现,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差异、劳动时间、流动时间等基本社会特征显著影响了他们的收入状况。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随着劳动时间和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而增长;单纯从事体力劳动在收入上处于劣势地位;而教育和性别对他们的收入影响不显著,说明现阶段郑州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多集中在一些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男女同工的行业中。     

社会分层视角下抢劫犯罪原因分析——基于天津市人民法院审结的50例典型个案

从50例典型抢劫个案看,犯罪人中,初中、小学文化的犯罪人占九成以上,农民工或农民等流动人口约占75%,且绝大多数是具有违法犯罪经历的社会下层人员。相对贫困以及难以适应城市生活是他们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只有调整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政策,创新对流动人口分级管理的模式,采取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积极引导流动人口自我管理,才能有效防控当前我国的流动人口犯罪。     

中国流动人口医疗救助的新创举——基于温岭“农民工医疗互助”的经验解读

在中国现有的三大医疗保障制度中,对于人口庞大的异地流动人口尚未顾及,流动人口的医疗救助和健康状况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中的生力军,其就医难、看病贵、医疗负担重,是他们最大的生存压力之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也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温岭市从当地实际出发,自2006年以来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社会保险又不同于商业保险的"农民工医疗互助"的新路。其基本经验为:按"个人出一点、企业拨一点、政府补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办法进行医疗互助基金的筹措,探索总结出"以收定支、定额补偿、收支平衡"的保障原则和建基金不建个人账户、基金专款专户专用以及独立核算的基金运作方式,使农民工、企业和社会都从中受益,为中国流动人口的医疗救助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和参考。     

我国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自我管理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目前,学者们对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研究上,研究角度主要从非政府组织和自组织两个方面展开,内容涉及到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的原因、意义、组织类型、困境和对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浅谈流动人口的社区自治管理

流动人口在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社会治安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现行管理制度和模式存在弊端,如城乡二元体制导致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相互隔阂,农民工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流动人口无法行使相应的社区自治权利等。因此应考虑新的管理模式——流动人口社区自治管理模式,充分保障流动人口权利,实现本地人与外地人平等。     

美国解决外来人口和乡村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做法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他们被称为“农民工”。据劳动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我国现在流动人口1．2亿，其中农民工占90％，约有一亿多人。     

中国城市“流动有爱”志愿服务范式分析——社工与志愿者创新城市流动人口志愿服务

借助承接国家民政部“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志愿服务示范项目”的契机,通过对项目的前期调研和实施探索发现“流动有爱”社工与志愿者创新城市流动人口志愿服务范式,即“创新流动人口志愿服务方式、提升城市流动人口志愿者组织的能力、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途径”三结合,构建新型流动人口生活与发展环境.通过社工与志愿者联动合作模式,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资源,为流动人口及其子女通过适切服务,促进志愿服务组织持续发展、有效运行,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加有利于社会融合.     

人力资本视角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据统计，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开始突显，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和“二元分立”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民办子弟学校教育资源短缺，流动儿童失辍学情况严重。对流动儿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养，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下的制度改革入手，突破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