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和对外援助——二战后援助国收益偏好的历史演变

国家的收益偏好选择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争论主要发生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各流派之间。然而,如果将时代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则可以在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矛盾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本文以二战后对外援助的援助国之间关系作为案例,探索二战后国际力量格局、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政治议题转变对国家收益偏好的影响。本文认为二战后的对外援助政策经历了相对收益主导阶段和绝对收益上升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国家的对外援助呈现出竞争性的特征,以追求相对收益为主,双边援助是其主要手段;在后一阶段中,国家更关注绝对收益,各国援助理念中的合作性因素增加,多边援助所占比例上升。     

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演变与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向

对市场自由竞争理念的偏好决定了美国支持以技术和资本为主导的海底资源分配制度。在国际海底制度构建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凭借其表决优势在海底资源分配问题上对美国支持的海底制度构成了挑战。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将海底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完全置于海底管理局的直接控制之下,这违背了美国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美国不仅以国内立法的形式规避国际海底制度对其国内开发实体的活动限制,而且在国际海底制度之外与其他发达国家签订一系列"互惠国协议",公开与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相抗衡。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变,反映的是国际制度变革对美国对外行为的深刻影响。     

后美国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与国际制度改革——基于八国集团改革的理论思考

权力结构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探讨历来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权力结构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权力的分散但非匀质化是其显著特征。本文认为,制度改革是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合理性诉求,结构的变迁会对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支配国和受益者形成某种改革压力。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变迁的长期性决定了制度改革的继承性和包容性。从总体上看,世界权力关系的变迁将会导致国际规则的调整和完善,倾向于制度的不断演化而非完全替代。     

中亚的政商关系: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政治与公共管理)与企业的关系对经济活动的运行、经济决策和企业战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中亚的后苏联国家,现行的政商关系既是改革策略的内生结果,又影响着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差别.本文旨在理解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各种政商关系如何影响了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发展,重点考察了中亚国家政商关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模式的内容(由代理人的偏好及其相对权力决定)和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一致性.     

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形成机理:一个交易成本经济学解释

金融工业集团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大规模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与通过市场和一体化企业内部交易相比,私有化后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更偏好组建金融工业集团进行交易.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下,资产专用性是组织选择最重要的变量,但是在转轨条件下,各种组织内部治理机制自身的状态变量更为重要,而后者正是由经济转轨内生决定的.结论是:组建金融工业集团是企业对转轨制度环境的理性反应.     

论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

本文以地区而不是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作为理解和解释国际政治与国家行为的概念基础,构建起一个地区与国家相互塑造的分析框架。透过这个框架,可以解释:地区对国家的地位与权力、认同与观念、政策与行为的塑造;与此同时,国家的相对权力及其变化、观念和政策及其转变还对地区体系和制度秩序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地区与融入其中的国家处于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彼此从对方那里吸取不同的元素,并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进行重塑和改造。地区与国家之间存在基于过程选择的互动关系,它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与亚太周边地区变化中的新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俄欧天然气政治

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商务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将战略联盟作为独立分析单位引入跨国公司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分析之中,考察商业利益影响地缘政治的机制与逻辑。跨国公司利用战略联盟这一有效制度安排,将国家行为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锁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文还进一步构建了"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互动模式,并以北溪管道财团、南溪管道财团和纳布科管道财团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与检验。研究发现,市场权力和联盟结构是决定战略联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因素。就二者互动关系而言,市场占有率和公司规模不仅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权力,而且决定其主导联盟伙伴关系的能力;联盟结构的不同类型反过来也会影响战略联盟利用市场权力对冲风险的结果。本文构建的"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为考察俄欧天然气政治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中国能源企业海外经营时如何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构建的新探索

对于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来自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启示是,外部合作制衡与内部增强自身国际金融权力是变革国际金融权力体系的两种路径。基于对国际金融权力论、国际货币权力论的回顾与思考,本文提出了修正后的国际货币权力论,并对国际金融权力体系进行了原创性量化分析。1995-2016年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金融权力指数表明,美国衰落与新兴经济体崛起这一认识并不准确,国际金融权力结构一直为单极,体系竞争性经历了近似于中-低-中水平的转变。在国际金融权力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后起国唯有采取合作策略才有望达到制衡美国金融霸权的实力门槛。实证分析发现,"工业型"国家在发展国际金融权力上更为成功,而"金融型"国家的效果并不显著,工业竞争力与国际金融权力呈现非线性(倒U型)关系;对金融权力失败国而言,"金融型"路径的效果似乎更优。总之,合作策略与适当的"工业型"路径才是后起国制衡美国金融霸权的最佳选择。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意识形态对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的影响

根据意识形态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保守型和革命型。前者对现状满意,认同现存国际权势分配,遵守现存国际法治;后者对现状不满,憧憬对现存体系权力结构进行颠覆与修正,以应然式的道德原理批判现有国际法治,并以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能动性为标志。革命型意识形态与既有国际秩序存在内生对立与冲突,作为一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指导思想,具备内在固有的修正主义动机。俄罗斯传统意识形态属于保守型,以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地位和帝国传统、反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目标。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先后取得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其意识形态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型特质。在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俄罗斯对外政策目标呈现出较多的修正主义色彩,对传统国际体系持否定与敌视态度,并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发生一系列对抗与冲突。而地缘环境产生的不安全感也使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得以强化。但是,由于俄罗斯与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特别是与首要强国实力对比,并无明显优势或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出于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俄罗斯需要维护当时的国际体系均势,以免受潜在霸权国的侵略威胁。在不得已的条件下,根据当时国际体系的均势结构特征,适时调整具有革命型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外政策,使对外政策的修正主义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妥协。在国家安全拥有余裕的前提下,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色彩较强,反之,则进攻色彩弱化。     

危机的理论与理论的危机

本文介绍正统派与其他各种不同经济学派关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生成根源的观点,展示各种经济学派对IMF休克拯救方案以及东亚经济复苏政策的不同看法,探索东亚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     

Caus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 paper studies Russia's Ukraine policy since the Orange Revolution. Russia's policy toward its western neighbor has evolved from unhappy relations with Victor Yushchenko to rapprochement with Victor Yanukovich and then confrontation over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change in Kiev in February 2014. The paper argues that Vladimir Putin's actions following February revolution in Kiev demonstrate both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Although these actions constituted a major escalation, relative to Russia's previous behavior toward Ukraine, the escalation of relations with Kiev also reflected a broader policy pattern of Russia's assertiv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nations adopted by the Kremlin since the mid-2000s. What made Russia's conflict with Ukraine possible, even inevitable, was the West's lack of recognition for Russia's values and interests in Eurasia,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ritically important role that Ukraine played in the Kremlin's foreign policy calculations, on the other. The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ly grounded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s changing policy that emphasizes Russia–Ukraine–West interaction and a mutually reinforcing dynamics of their misunderstanding. It also addresses four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y and discusses several danger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美国宪法》批准史探

《美国宪法》批准史是美国立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对宪法批准史的一些具体过程的探讨 ,对各州批准宪法的不同前因后果进行分析 ,从而审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苏共丧权的教训

苏联剧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多种因素中,党是关键。苏共自斯大林确定党内领袖地位之后,逐步消灭党内民主,实行个人集权,形成个人崇拜,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最高领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局面在斯大林逝世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苏共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从苏共的历史进程看,可以说,在苏联,成也在党,败也在党。     

美国并吞菲律宾过程中在香港之部署——以美国领事活动为中心

香港沦为殖民地后,美国在港活动愈趋频繁。时至美西战争前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委任及其活动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援;在港英当局奥援下,美国方面对菲律宾香港委员会开展舆论、情报及司法等斗争,并思考战后如何利用华人开发菲岛;为策应香港部署,广州、上海、新加坡与马尼拉等地美国领事与香港展开合作,加速并吞菲律宾。上述行动构成美国在东南亚扩张的重要环节,香港成为美国在远东扩张之战略要点,是菲岛以外不见硝烟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