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责的风险及其化解

网络问责标志着草根话语权的兴起,打破了传统话语霸权,使公众问责政府的声音得以放大并被倾听。网络问责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监督公共权力的同时,由于缺乏规范和秩序,也同样成为舆论暴力场和侵权行为的重要推手。本文主要从网络问责的载体和特征出发,阐述网络问责的风险并分析其原因,进而提出规范网络舆论,实现问责有序化、规范化的对策建议。一、网络问责的概念及风险特征所谓网络问责,广义上讲,指公民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就其因职务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普通公民对社会承担的遵守"公序良俗"的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质询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活动。     

我国公共部门社会问责制研究——公民参与理念在行政问责领域的引入

实现良政治理,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问责作为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问责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但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问责机制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社会问责的发展,抑制了社会问责的功效。要促进我国社会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民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民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社会问责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浅析

社会问责是行政问责的组成部分和最新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问责方式,社会问责以公民、公民组织和媒体为问责主体,将从社会问责的含义出发,并阐述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分析现阶段的现状,进而提出进一步的完善对策。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及体系建构

行政问责作为责任行政的制度保障．是防止行政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我国的行政问责从行动风暴到制度建立正历经着关键的过渡期。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由于行政责任缺失所酿成的重大事故，为此有必要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与巩固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行政问责向系统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化，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及体系构建

行政问责作为责任行政的制度保障，是防止行政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我国的行政问责从行动风暴到制度建立正历经着关键的过渡期。近来，国内又发生了一系列由于行政责任缺失所酿成的重大事故，为此有必要探究行政问责制度化的内外动因与巩固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行政问责向系统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化，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网络草根问责行为的异化、根源及矫正对策

基于网络平台的草根问责是传统问责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嬗变,网络自由、平等、开放的特质以及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使得网络问责的主客体、内容、途径、程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现状看,个人自由的滥用是引发网络偏激问责、迫害性问责及网络"多数人暴政"等问责行为异化的主要根源,呈现出非理性、无序化及失控化等心理表征及行为趋势。要从根本上有效地规范和矫正网上问责行为的异化,一方面,必须强化公民教育,持续提升公民的网络素养和理性问责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必须积极营造自由、宽松的政治参与文化环境,完善"线上回应,线下行动"的有效对接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平台"建设,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因应,扎实推进公民网络问责的良性发展。     

公民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拓展——异体问责的视角

公民参与式民主能够完善异体问责的理论和发展路径,而异体问责作为公民参与式民主的重要体现,能够为公民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提供新视角。公民参与式民主理论强调公民与政府的双向互动,公民可以通过制度保证对政府管理进行监督问责,政府必须对公民监督问责做出积极回应并改善行政管理。民主模式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发展到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20世纪中后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和重构中逐渐发展成熟。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参与式民主实践逐步深入,从而加强了公民作为政府异体问责主体的地位,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宏观领域的行政民主、中观领域的电子民主、微观领域的工业民主。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模型建构

绩效评估可以看作是问责政府的一种工具。那么,在上级问责作为主要问责形式的行政体制下,公民问责能否成为上级问责的有益补充,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未来走向可能是什么?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首先对行政问责的两种类型——上级问责和公民问责——的协同和冲突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从公民是否参与政府绩效目标的制定和绩效结果的评价两个维度构建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类型、未来发展走向和限制性条件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为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然而现实存在的一些困境阻碍了政府问责制的有效推行:传统的行政文化难以冲破、政府内部职能边界模糊、行政透明度不高、公民问责意识淡薄、对行政权力监督不力等。针对上述困境,本文试提出构建政府问责制的有效路径: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明确职责权限,提高行政透明度,增强公民的问责意识,加强权力监督,完善问责机制的立法等。     

国外社会问责研究综述:影响因素的考察

社会问责是由公民参与建立起来的问责机制,但是如何推动公民或公民组织更好地发起各项问责行动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社会问责理论的相关研究看到,社会问责影响因素为四个方面:一是正式机制层面,包括政治与立法、社会问责制度水平、分权与集权程度;二是非正式机制,包括政治文化和政治环境,公民社会的能力和政府能力,透明度、信息和媒体,公共部门的回应;三是技术层面,包括技术工具的设计和选取,技术工具的运用能力;四是其他非传统的因素。从笔者收集的文献来看,对于影响社会问责的关键因素的讨论非常多,主要关注的是民主制度、环境因素的作用,信息透明度和社会问责的关系,公民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等等。     

行政问责过程中常见的心理问题与心理疗法

随着行政问责制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政府问责向公民问责、行政问责向公务问责的转变,公务员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承受着较大的压力。由心理压力导致的各种心理问题不仅影响了公务员的身心健康,也阻碍了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针对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以维护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政府善治视阈下的公民问责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善治的实质与向度内在地规定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公民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具有其它问责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建立与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是保障问责效果、推进政府善治的重要环节。     

行政问责制中主客体关系的平衡——基于委托一代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行政问责制的基本问题,二者关系的平衡对于行政问责制的整体运行效果至关重要.对行政问责主客体平衡问题的考察,可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视角展开,行政问责主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本质是行政问责主客体之间通过以行政责任为具体内容的政治契约或管理契约,在委托一代理式的良性互动中共同保证行政责任有效实现的机制.正是公民-政府、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行政领导-一般公务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失衡导致了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失衡.对此,可从规范问责主体与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出发,通过构建作为委托者的问责主体对于作为代理者的问责客体进行问责的有力依据、有效途径和有利环境,来实现行政问责主客体关系的平衡,进而促进行政问责制臻于完善.     

公共能量场域中的网络问责机制探析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是公共能量场,由于话语的准入是免费的,任何人都有权进入政策对话的公共能量场,网络问责实质上就是一种网络话语权下的舆论监督.伴随着公民意识的强起及公共领域的拓展,网络问责在公共能量场域中付诸实践,不过其在运作过程中依然存在一定的风险,需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加以规避.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行政问责制度实施过程中,人治化、政治化、运动化的特点仍然显著,在问责依据、对象、程序和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反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随着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网络问责的风险及其化解

网络问责标志着草根话语权的兴起,打破了传统话语霸权,使公众问责政府的声音得以放大并被倾听。网络问责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监督公共权力的同时,由于缺乏规范和秩序,     

行政问责述评、探究及其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制度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     

论"网络公民问责"的异化及其消解

网络公民问责,是基于网络路径的公民问责形式,是公民问责在网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相较于传统的公民问责而言,网络公民问责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同时,其发展也面临着激情问责、无序问责等一系列异化现象的阻碍.在网络公民问责日渐兴起的背景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和规范,引导"网络公民问责"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