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研究——以抚顺市为例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低效和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日趋激烈。本文阐述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概念、特点,并以抚顺市为例进行分析,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过程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及对策进行初步的探讨。     

新时代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面临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圈内化”现象突出,市场化程度滞后,严重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研究发现：公共产品的模糊性、购买制度的模糊性和交易关系的模糊性所构成的政府购买信息非标准化是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症结”;不同社会组织距离政府中心的位置远近直接影响其项目获取能力,紧密组织具有赢得政府购买的天然优势,独立组织在政府购买中处于相对劣势,松散组织游离于二者之间;政府的强权威和“稳中求进”的思维惯性往往倾向于“圈内购买”,造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难以市场化。建议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化清单,明晰公共服务边界;完善购买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约束;加大培育市场化社会组织,强化功能引导;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购买机制,提升政府购买公开透明度等举措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现象,在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上要客观地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组织一起整合协同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对市场调节失衡等不足进行有效的补充,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宏观调控失灵的现象,其逐渐成为协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目前各项保障机制还有待提高,我国的社会组织面临着缺少制度的保障,资金供应能力不足显示出的困境,使社会组织很难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未来,如何拜托国家制度的限制、充分整合社会各种资金和资源,构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有效保障措施,是社会组织想要走出困境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三重机制与变革路径

政府购买是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融合创新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优势,并呈现出新的供给机理和特征。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实践中,三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少问题与困境,制约了政府购买的效果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三重机制的问题分析,在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渐进改革的推进中,要加强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引导,完善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以增进竞争为核心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为核心增强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能力,以理性的社会参与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社会基础。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形成的"总体性社会"逐步解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同构模式也渐趋消融,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引发了各类社会组织的兴起,我国的社会组织获得了长足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的包容力与多元化格局,给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注入了新血液和正能量,但与我国政府、社会、公民对社会组织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现实困境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未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     

欠发达地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路径——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欠发达地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谋求环境和经济共赢是其实现科学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以生态脆弱且发展滞后的西部民族地区为例,从正确认识环境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坚持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以科学发展主导环境变化三个方面,分析阐述了欠发达地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     

欠发达地区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路径——以C市H区“X实践”为例

社区治理是政府和其他主体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内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从社区治理视角认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都可以在社区共同治理空间内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组织,在集中社区资源、发动社区居民等方面更具优势。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不足,更多是由于长期保守的观念,社区的社会组织没有自主产生的先天条件。本文旨在通过对C市H区的"X实践"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扶持和发展为例,梳理现阶段C市H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诸多成功经验,进而为其他欠发达地区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人员转化问题探讨——以广东省河源市为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法执政基础建设的战略任务，全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价值目标。目前，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大量叠加频发，成为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公民权利救济途径的不足和失效是导致社会矛盾和纠纷难以化解、公平正义无法实现的体制性根源。全面责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是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全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的根本制度保障。     

基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模式探究——以北京市C街道为例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各项制度机制建设正处于探索和完善中。本研究以北京市C街道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总结分析了其在购买服务中的顶层设计、制度建设、购买流程和购买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做法,以期为其他地方发展和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提供借鉴,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改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管理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也因为过程管理能力不足遭遇到一些问题。如何提升过程管理能力,需要进行经验借鉴和政策设计。北京市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北京市的经验启示我们:要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调查机制,以公众选择作为服务购买活动的起点;健全公共服务购买目录筛选机制,将购买内容聚焦于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之上;健全服务购买的招投标机制,推动购买过程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健全多方互动的动态项目实施机制,进行过程控制和监督;健全购买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机制,对项目实施质量管理;建立项目承担组织末位淘汰机制,加强项目的后期管理。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可持续性审视

政府与同一家社会组织建立持续性的购买服务关系,有利于应对公共服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对上海市A街道的多案例研究表明,关系信任、项目成效和政府介入是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其中,政府介入通过影响项目成效和关系信任发挥作用。为保证公平竞争和项目质量,政府持续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应受到制度规范,购买方需适度介入购买项目,社会组织需加强与购买方的协作和互动。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基于三方主体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比较关注供应方缺陷、需求方缺陷,购买服务中的政府监管以及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挑战,承接服务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以及专业化的挑战等问题,缺乏对政府购买服务中各参与主体如何进行需求表达的系统分析。而购买服务项目是否能满足居民需求,恰恰是购买服务能否成功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购买服务中生产者、提供者、消费者在需求表达中的主要形式和各自作用为依据,立足于近年来的实践探索和丰富案例,构建了一个基于三方参与主体的分析框架。文中用大量实例证明政府的需求调查、公民的需求表达、社会组织的需求整合各自有多种不同类型,每种类型也各具独特作用。三方主体各自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不仅有助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求导向的有效实现,还能在购买服务中实现三方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参与式治理。     

理性选择视角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以北京市QN社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通过对QN社区的个案分析,运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政府购买服务的双方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政府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相应的购买服务模式,以及管理、监督、评估制度,提供各个方面资源的支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可信任度。而社会组织也通过积极满足购买服务的要求,提供自身专业性的服务,来提升政府对其的信任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理性选择认识,形成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     

主体功能区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发展路径选择——以安康为例

在国家及陕西省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安康市90%以上的国土面积被划定为限制开发区域,属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的限制开发区域。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安康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因此,需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据自身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着力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国家管理形式单一,社会组织发展形式多样;国家法律规范滞后,地方实践管理先行的特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发展中都做出了努力,但仍存在其内在的局限性。因而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路径依赖,实行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的创新,才能打破管理僵局,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规范与政策优化——以厦门市为例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为了提高购买服务的绩效,一方面要实现购买服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设定需要购买公共服务的领域,制订符合不同需求的购买方案,创新购买服务制度;另一方面,要实行以社会大众需求为导向的优化购买服务政策,用第三方评估机制树立购买服务的标准,培育壮大地方社会组织,激发社会各界监督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过程。     

创新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乡村社会管理现实的思考

农村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稳定器",一直是国家加强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的重点。然而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乡村社会面临巨大冲击,乡村社会的变化尤为突出,这也为乡村社会管理提出新的课题。反观当前乡村社会管理的现实,预构乡村社会管理的未来,创新乡村社会管理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乡村社会管理主要执行者——村干部乃至乡镇官员整体道德权威受到一定的质疑;城市化的深化、乡村人才流向城市,致使依靠精英维系的乡村社会道德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直接导致主体的失位,进而影响到乡村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后税费时代,基层政府开展行政活动的财政来源空缺,倘若以往就是负债运行的乡村将出现行政危机以及社会信任危机,一旦处理不当很可能诱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强化正确管理理念、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制定配套管理机制是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     

资源依赖、关系合同与组织能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组织能力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组织自主。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资源依赖程度正日渐加深。这种资源依赖对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产生非线性影响,关系合同在二者之间起到中间变量的作用,能够化解因资源依赖而设立的正式监控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通过多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两个结论:一是在资源依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能力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异化现象,要么过度强调非正式关系,要么过度强调合同指标;二是关系合同的建立有助于减少正式监控的弊端,但并不一定能促进组织能力的提升。     

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购买作为维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大创新,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契机。目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社会组织发展:一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环境;二是突破体制困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四是调整布局结构,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供给能力。     

社会组织党建的现实困境及其彼解路径

正重视党建工作是我们党长期以来的一大优势,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是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吸收其他国家执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处理方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情而采取的一种独特模式。一、关于社会组织党建的政策规定早在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已经指出:"各种新建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需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