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诱惑侦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入了第151条的新规定,该条所述及的侦查行为就是诱惑侦查范畴下的机会提供型侦查行为。因为诱惑侦查自身的特点,需要合法规范地行使诱惑侦查,并且着重保护公民权利。应当首先对诱惑侦查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且对《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制定和修改过程做简单的梳理,进一步明确该条款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目的。在此基础上,可以对诱惑侦查的合理、合法实施以及规制提出构想。     

新刑诉法视野下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思考

新刑诉法在证据、辩护、强制措施、侦查、审判及执行程序等制度方面的完善,也给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面对新刑诉法给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以及一线侦查工作中所遇到的新问题,要实现贿赂犯罪侦查模式转型升级,侦查机关必须找准着力点,综合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对《刑事诉讼法》中秘密侦查措施若干问题的探讨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等重大犯罪侦查程序的关键环节,如:技术侦查、隐匿身份侦查、秘密拘留措施等作出了规定,填补了《刑事诉讼法》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空白,也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然而,在上述问题上的立法,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为了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刑事程序需要更加严谨的设计,达到二者之间的相对平衡,以保护《刑事诉讼法》最终的立法意图的实现,真正建立起一套既能保障侦查机关依法侦查又能保护人权的侦查程序。     

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中特殊侦查制度的若干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将长期处于隐秘状态的技术侦查作为单独一节加以规定,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也是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得法律条文急需相关解释加以完善,但是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和相关部门规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立法缺陷并未得到弥补。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规范和限制,而且易导致特殊侦查措施成为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由此,本文对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与《监察法》有关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程序进行衔接。在《监察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的针对性修改是必要且紧迫的。《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围绕多个与监察体制改革相关的重要内容对诉讼制度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侦查"与"调查"相区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职能管辖划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程序构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中的强制措施转换等。《刑事诉讼法》的相关修改对巩固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加大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意义重大,但是也需要注意与已有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协调,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立法研究——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思考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了技术侦查及其他秘密侦查措施的合法性、规制程序和证据效力。这无疑是我国刑事侦查法律规范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进步和完善。但是,过于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不仅混淆了秘密侦查措施的种属关系,赋予侦查机关较为宽泛的权力,也是对有关公民权利的挑战,甚至会影响到专门机关的公正性。从秘密侦查制度的立法模式入手,在肯定该制度立法意义的基础上,针对现有法律中的不足,提出一些完善秘密侦查制度的建议,从而思考如何在侦查机关的权力制约与诉讼权能发挥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论隐匿身份侦查的几个问题———兼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在国外,隐匿身份侦查存在不同的解释和特征.在内容上,隐匿身份侦查包括隐匿身份侦查的程序控制（含启动控制、实施控制和监控机制）以及隐匿身份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需要从实施主体、适用对象、适用原则、审批程序和监控机制等方面加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问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鉴于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考虑,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界定应基于广义的视角.与我国业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目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在犯罪问题上存在贿赂对象之狭窄、谋利要件之累赘、行为方式之单一、贿赂犯罪之紧缩;在刑罚问题上存在着刑罚幅度不平等、死刑设置不合理、罚金刑地位缺失、资格刑功能错位等问题.故有必要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应然价值基础出发.对有关商业贿赂的犯罪构成与刑罚进行改造.     

“犯意诱发型”毒品犯罪案件的司法应对——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

侦查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不仅对行为人进行机会(数量)诱惑,而且还对没有犯罪前科和毒品犯罪意图的人进行犯意诱惑。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不仅侵犯人权,直接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而且其所制造的犯罪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不得诱人犯罪的规定,也不符合犯罪构成,该行为不构成犯罪。无罪化应是司法的应然之选,但是当下妥协性地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可能是法官的实然选择。     

比较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俄罗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对其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改革表现出几个共同特点:均以政治民主化和宪法修改为先导,均体现为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型,均受到本国法律传统的影响,未能实现向对抗制的彻底转型.我国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与之相似的难题,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实践反对理论——对《比较刑事诉讼法》中部分观点的置疑

陈瑞华教授最近一部学术力作《比较刑事诉讼法》就令状制度在两大法系国家侦查阶段的运用,意大利与日本法庭调查取证范围控制权的归属问题及日本庭审中的交叉询问程序主导权问题进行了详实地论述,其中部分观点值得商榷。希望通过对部分观点的探讨能深化大家对此问题的认识,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构有所帮助。     

对我国比较刑诉法研究的检视与反思

比较刑诉法研究对中国现代刑事诉讼理论以及立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通过对相关研究历史的考察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虽已有学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提出范式转型来以期解决,但并没有对比较刑诉法研究本身加以诊治。我们需要从研究主体的精英化,研究对象的全球化、全面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合理化这三个方面着手努力,才能给中国未来刑事诉讼的发展注入新的"一泉活水"。     

卧底侦查刑事程序法问题探讨

在刑事程序法上,卧底侦查必须遵循特有的程序法则,卧底警察在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证据是否有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评价。卧底警察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但在刑事诉讼中,他们的身份保密与上述角色必然存在冲突,卧底警察拒绝出庭作证需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法治国家要求的明确法律规定是卧底侦查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赖以存活的土壤。     

刑事诉讼法中及时性原则刍议

及时性原则作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一,已成为各国指导诉讼效率和期间的基本准则,我国先后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对及时性原则均有所体现,但未予以实质性加强,一些问题仍亟待解决。     

从比较法纬度看宪法和刑诉法的关系

如果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大宪章的话,刑事诉讼法就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小宪章,二者的关系密切,并且在保护公民权利和控制国家权力方面形成交集。国家不同,政治组织形式或政治体制也有差异,但是,人类对其基本权利的珍视则反映了一种普适性的价值理念。这也是借鉴和型塑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理论根基和价值基础。     

死刑正当法律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对死刑犯的法律程序保障在辩护制度、二审及复核程序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完善死刑正当法律程序应实行强制性的上诉制度;合理设计死刑复核程序;完善死刑案件的证据制度和证明标准;给予死刑犯在执行死刑前最充分的法律救济;完善死刑执行程序。     

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理性思考

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达到正当、科学的水准,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要注意与时俱进,吃透国情,修改要有针对性;司法改革,成效显著,改革的成果要进法典;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程序的设计要落到实处;放眼世界,遵循规律,修改的内容要正当、科学。     

刑事诉讼法中的公安刑事执法监督内容的立法修订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在公安刑事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内容存在的缺陷是 :一、对公安刑事执法监督的规定过于笼统 ,且缺乏强制力保障措施 ;二、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程序监督的规定 ,遗漏的环节多 ;三、缺乏庭审前司法控制机制 ;四、对律师调查取证权力限制过多。针对上述立法缺陷问题 ,特提出完善和修订有关内容的立法建议 :一、应考虑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程序的全面监督 ;二、应建立对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措施行为的庭审前司法控制机制 ;三、要明确赋予律师与被告方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权。     

刑事诉讼法若干前沿问题

刑事诉讼立法和执法应当注意处理好八组关系: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被告人权利保障与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关系;严格执行法律与行使裁量权的关系;执行刑事政策与执行刑事法律的关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后不应再作其他处理,不起诉后不应作更严厉的处分,修改法律应扩大不起诉和增加附条件不起诉,应当改革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