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自由权入宪与农民集中居住的良性推进

公民的居住自由权与迁徙自由权关系密切而又是不同的概念。由于居住自由权在我国当前宪法中缺位,一些地方政府在城乡一体化改革的进程中强迫农民集中居住无所顾忌,这种行为忽视了"自由"信念而来源于家长主义式干预的思想。居住自由权入宪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地方政府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行为将受到宪法上的约束,从而有利于农民集中居住的良性推进。     

浅谈农民集中居住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将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建设和改造的又一尝试。但是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很多问题与矛盾,正确处理农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农民自愿与政策引导、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政策与法律等关系,是保证农民集中居住这一尝试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刑事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

通过对纠问式和弹劾式两种不同侦查观的比较,找出在权力配置、监督证明责任、嫌疑人权利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刑事执法中存在违法现象的主要原因,即权力的制约和权力的保障这一对关系,并在立法上的法治成本、增加嫌疑人权利等方面找出解决的对策。     

中国财税法治之反思：1978—2008

从1978年开始,我国的财政从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包办一切的国家财政逐步走向开放、透明、法治的公共财政.这样的公共财政过程实际上也是财税法治的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的财税法治,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这条主线出发,以财政的权力制约为切入点,分别从纳税人权利制约权力和财政公权力的内部制约两个方面展开,构成了本文对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的核心理解.最后在此理解基础之上,得出要加强纳税人权利制约权力,同时财政权中纵向分权制度化,横向分权中决策、执行、监督权要互相制约,并构建有效的财政监督法律制度.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居住向社区集中”的调查与思考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大量农民成为职业工人,使"农户空壳化"程度不断提高。"居住向社区集中",不仅是指农村居民向行政村的社区集中,也包括农村居民向城镇社区集中。应当顺应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着重引导农民工向县(市)城、乡镇的社区集中居住,以此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采取切实措施,保护进城镇居住农民工的利益。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论法治国家中的权利本位与权力制约

权利本位是法治国家的明显特征,权利本位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法治国家的实质要求.而要做到对权利的切实保障,加强权利本位观念,就必须对威胁权利的潜在因素即权力加以限制,因此对权力进行制约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只有建构起一种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法治国家所追求的正义与公正.     

略论程序正义的权利内涵

程序正义是程序尤其是司法程序设计和运作中所应体现的正当性,它具有不同于实体正义的独立价值。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点和深层内涵不在于程序本身,而在于个人的权利。通过程序设计以权利制约权力乃是程序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要途径。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居住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及其平衡

居住空间是农民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农民居住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遵循三重逻辑：生活逻辑、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生活逻辑追求宜居与幸福,通过参与机制构建美好生活空间;权力逻辑追求发展与服务,经由行政机制实现双重目标;资本逻辑追求利润与效率,经由市场机制实现利益最大化。农民居住空间生产在实践中往往受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主导,导致其偏离农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遮蔽了作为主体的农民的生活逻辑。要实现农民居住空间生产逻辑的平衡,需要真正尊重作为主体的农民的需求与意愿,使权力逻辑、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实现平衡,真正通过居住空间的再生产推动农民美好生活的再生产。     

认罪“自愿性”的现实障碍及其制度保障

认罪自愿性存在两方面现实障碍,一是权利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二是权力制约规则的缺失。保障认罪自愿性,一方面可以通过赋权提高自身反强迫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限权降低强迫认罪发生的概率。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完善权利保障体系,例如建立并落实知情权的有关规定、充分保障被追诉人获得有效的律师帮助的权利等;二是创建权力制约规则,例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案件应当要全程录音录像并在录音录像过程中引入其他参与主体、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等。     

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约束和监督——浅谈实现法治国家的途径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目前中国的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依法治国 ,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依法治国 ,我们要正视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依法治国之路。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制系统工程来抓 ,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应抓紧四个环节 ,一是依法行政 ,二是治“官”治“权” ,即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浅议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

在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一些不一致甚至是相冲突的地方,如回避、送达、简易程序、调查和暂缓执行拘留等。在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遵循后者的有关规定。同时公安部应尽快对前者加以修订。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的单纯政府供给模式存在着决策机制不合理、筹资渠道单一、竞争机制缺失、供给结构失衡的制度缺陷,若想把财政“触角”有效延伸到最“末端”的农村公共服务之中、激活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原动力”,从单纯政府供给模式转向鼓励农户参与供给模式应该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为此,必须依托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调整多重影响因素;必须...     

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与德治

迄今为止 ,人类的社会治理主要是由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所构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些年来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势 ,那就是人类社会治理行为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一新的社会治理方式 ,它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治理活动将又一次出现全面的变革 ,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治理 ,可以称作为“权治” ,即权力的治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是以权力和法律的互动为基础的 ,所以具有法治的特征。因而 ,人们倾向于把这种社会治理称作为法治 ,即法律的治理。公共管理所追求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建立在权力、法律和道德有机协调的基础上的 ,是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众参与：执政党政策合法性的新来源

执政党依靠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的政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强化其与民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倡导和鼓励公众参与,使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途径更为多元,这不仅实质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降低了执政成本,也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及其推进

预算信息公开作为政府重要事项是信息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家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步骤。当前,我国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随着人民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预算信息公开的进程、深度和广度。     

论隐私权的法律价值

隐私权承载了极其丰富的法律价值:它明确隐私利益的权属;有效对抗公权力;成就民法总则部分设定的法律人像;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现代人注入新的人性元素。确认隐私权的法律价值有助于隐私权立法。     

论公物法理论视野下的道路通行权及其限制——以交通禁行措施为个案的分析

公民按照交通用途利用道路被确认为是法律上的道路通行权.那么,为了交通安全和秩序的需要,采取适当的限制公民"平等通行权"的交通管制措施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限制一旦过度,就可能超越其警察权的适当界限,并构成对"平等通行权"的侵犯,而违反平等原则.     

应对加入WTO的挑战迎接行政信息公开时代的来临

行政信息公开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信息化革命的必然结果.在全球经济、法律一体化的趋势下,加强行政信息公开立法已成为一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世界贸易组织关于透明度的规则对我国信息公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加强行政信息公开法制建设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而我国目前已开展的政务公开运动只是政府推动型的一项政府办事制度改革,缺乏规范性、稳定性、统一性,公开范围、程序规定都不明确,也缺少相关的法律监督和救济,需要进一步完善.     

试论依法治国方略引领下的公安行政许可制度改革

为推动公安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必须对公安行政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进行深入思考,探索当前依法治国方略引领下公安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从而严格依法行政,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努力向着构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安行政管理工作机制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