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化解公权和民权矛盾的权利救济——以成都拆迁行政执法冲突为例

成都拆迁户唐福珍自焚死亡事件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公民权利维护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冲突困境,也体现了法律相对稳定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冲突困境,但是如对事件的解读局限于单纯的行政法中的行政管理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与否,则容易简单化和概念化。     

论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之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途径——以一起税务行政纠纷案件为例

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或纳税争议,而可以被认为是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行为。对该行政行为的救济程序应当是“可复议可诉讼”——“对复议不服再起诉”的一般救济程序。《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条第二款应被认为授予了当事人选择性的诉讼权利。     

论民法典总则的技术构造——以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权利三个范式为视角

德国民法典的鲜明特点,并不是其分则有多么与众不同,而是在于有一个从分则中提取并独立成编的总则。人类社会也许不存在永恒的价值,法典所蕴涵的法律技术才是最宝贵的东西。我国在继受德国模式制定自己民法典时,应更加关注其技术成份,而淡化其价值色彩。通过对民法总则建构技术的深入研究,发现法律关系、法律行为和权利在总则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总则得以确立的关键点。三种范式各有特点,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三者结合在一起,对民法典实施着体系强制。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应然结构亦应缘此而展开。     

论法律规范稳定性与适应性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以我国法律规范为例

法律规范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对社会的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的良性运作要求法律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也要求法律这种上层建筑随之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当今社会,解决好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适应性这对矛盾就显得尤为突出。处理好法律规范稳定性与适应性的矛盾,对社会的发展和法律自身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