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外交政策中的认同因素探析

认同是国家利益的来源,从两个途径制约着国家的外交政策。以阿拉伯认同对伊拉克外交政策塑造为主线,伊拉克外交可以分为前萨达姆时期、萨达姆时期与后萨达姆时期三个阶段,在此三个阶段中,库尔德民族认同、伊斯兰宗教认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派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同时存在。伊拉克国家认同缺失正是其外交政策导向多变的原因,重新构建强大的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指导下展开自主的外交交往,是伊拉克消除内乱、提高国际信用度的可取出路。     

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困境——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视角

韩国的中东外交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但韩国与利比亚在建交30周年之际双边关系陷入困境。这种困境有两种表现：西式民主与世袭政治的政治价值观冲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价值观碰撞。从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国际关系的演进以及权威世袭政治宗教化的实质而言,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困境,主要基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凸显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经典和教义上的碰撞,而淡化了基督教为核心价值观的西式民主观与政治宗教化里的权威政治的冲突,而韩国则恰恰相反。这两者是韩利关系困境的本质因素。     

社会张力与威权政治的终结——利比亚政权更迭的社会根源探析

从1969年通过政变执掌利比亚政权至2011年内乱惨死,卡扎菲前后共统治利比亚40余年。卡扎菲政权终结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张力不断拉大得不到有效控制,最终引发了内乱、内战,以致国家政权不保。而民众长期对贫富差距的不满、政治体制僵化、部落众多的现状及由此产生的离心力则是其内乱根源。     

2011年武装冲突法事件述评

一、北约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的合法性值得怀疑2011年2月中旬以来，利比亚爆发大规模骚乱，卡扎菲政权对民众进行镇压，并造成平民伤亡。为此，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第1970和1973号决议。之后，美法英等国以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利比亚实施了长达191天的军事打击。     

卡扎菲之死与中东乱局

“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非洲，本一阿里、穆巴拉克等铁腕人物相继倒台，在国际公开场合中以行为乖张著称的卡扎菲的命运也最终尘埃落地。卡扎菲的死，意味着结束了“阿拉伯之春”中最为血腥的一幕。     

浅析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务实主义外交政策

自2010年戴维？卡梅伦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以来，已经实现了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军事支持利比亚反对派并成功推翻卡扎菲，也首先访问美国巩固了美英特殊关系。但在欧盟内部涉及英国利益的问题上，卡梅伦并没有与欧盟达成高度一致，而英国这一系列外交政策变动的背后是明显的务实主义的价值取向。     

“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伴随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伊斯兰主义力量开始借势而起。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中东地区各方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不同考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穆斯林兄弟会持反对立场,并支持埃及塞西政权镇压和打击穆斯林兄弟会,而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并因此与埃及塞西政权和沙特龃龉不断。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构成了2017年6月以来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对中东地区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因素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复杂影响。中东地区力量围绕穆兄会的博弈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力量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海合会内部矛盾和分裂加剧的表现,同时也与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密切相关。从本质上来说,围绕穆兄会的博弈表明,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具有强大的扩张与渗透能力,使宗教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作用成为中东地区体系的典型特质,并显著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     

浅析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务实主义外交政策

自2010年戴维·卡梅伦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以来,已经实现了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军事支持利比亚反对派并成功推翻卡扎菲,也首先访问美国巩固了美英特殊关系。但在欧盟内部涉及英国利益的问题上,卡梅伦并没有与欧盟达成高度一致,而英国这一系列外交政策变动的背后是明显的务实主义的价值取向。     

试析奥巴马政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变化及其原因

面对反恐战争的烂摊子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奥巴马政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交政策一如其在总统选举提出的“变革”旗号，在继承前任政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2009年奥巴马在加纳议会的演讲将美非关系重新定义为“基于共同承担责任和相互尊重基础”的伙伴关系，并确立了对非合作重点领域。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时首次出台“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在非洲的核心利益并调整了对非合作重点领域。奥巴马当选连任后即对非洲三国进行访问，体现了非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总体地位有所提高。其原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安全、经济和国际竞争层面对美国的重要性上升所致。     

卡扎菲倒台，利比亚会乱吗

8月22日，此前胶着的利比亚战事有了决定性的结果。利比亚反对派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上万民众聚集在广场，欢庆他们入城。卡扎菲，这位统治了利比亚42年的“政治强人”已然走向谢幕。这个时候，利比亚未来何去何从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新书架（五）

赖洪毅：《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体制、领导人、政策重点和过程》。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年版。 Hongyi Lai,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 Regimes, Leadership, Priorities and Process, Routledge , 2010.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迅速提升，理解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其对外政策变得尤为重要。本书认为，从毛泽东时代后期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国内因素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中国15年的人世谈判、石油外交等主要案例，也充分说明中国外交政策是如何受到其维护政治经济体制的需要、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和他们对外部事务的看法及处理外交事务技巧的影响的。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背景探析

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英国反恐斗争的重点是实行一系列去极端化政策,该政策推行的背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的失败,制造了穆斯林少数族群与英国主流社会之间的“平行社会”,使穆斯林少数族群不断被边缘化,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因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而出现的伊斯兰恐惧症,使英国社会产生了对穆斯林的偏见,反过来又加速了英国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解放党在此过程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重点袭击、“独狼”式恐袭防不胜防、错误的军事干预别国外交政策,使英国反恐陷入越反越恐的窘境。     

利比亚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授权会员国对利比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平民履行“保护的责任”，其法理依据均不充分；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等发布的逮捕令显现罗马规约属地管辖方面的扩张性；北约国家对“利比亚过渡委员会”的过早承认不符合国际习惯的要求。     

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

2011年初春,北非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政坛剧变,突尼斯本·阿里总统和埃及穆巴拉克总统双双下台,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爆发激烈内战,也门总统萨利赫的反对者与支持者对峙街头数月,叙利亚全国到处都在抗议阿萨德政权。文章旨在深入分析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若干主要问题:(1)北非中东剧变所具有的阿拉伯革命的性质与特点;(2)北非中东剧变背后的领导人换代与家族腐败原因;(3)阿拉伯民主例外论与阿拉伯威权主义的关系;(4)土耳其模式适用于阿拉伯国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5)美国中东政策成功与否。     

布什与奥巴马政府非洲政策的比较研究

布什政府的非洲政策主要在安全、能源、民主与良治和贸易与投资等四个方面展开.其中安全是其首要关切,反恐是其压倒性任务.布什政府的非洲政策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单边主义和对军事手段的高度依赖为其主要特征,在行为风格上有极端冒进和黩武主义倾向.奥巴马政府的非洲政策在对非洲的定位、优先事项、指导思想和行为风格四个方面分别呈现出与布什时期大为不同的特征:重新定义美非关系,由安全伙伴转变为发展伙伴;在优先事项方面,奥巴马政府以推进非洲的民主与良治为首要目标,对非经济合作次之,反恐事项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指导思想上信奉新自由主义,倚重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在行为风格上较为审慎和节制.美国国内政治和非洲情势外的变化、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策传统差异以及奥巴马与布什总统的个人风格差异是造成二者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     

利比亚战争与欧盟对外行为方式的嬗变

在利比亚战争中,欧洲国家通过展现自身的硬实力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其间欧盟对外行为方式在表现出大国主导、欧盟追随的同时,也展现了成员国外交政策中的"欧洲化"特色,并且在成员国与欧盟之间初步形成了"大国舞剑,欧盟扛旗"的分工模式。欧盟对外行为方式的变化,既是成员国多样化国内利益和政策实践的反映,也是欧盟层面制度设计的结果。作为后冷战时代欧洲主导的第一场战争,利比亚战争对塑造欧盟的对外行为方式及国际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德国文化外交政策探析:理念、运用及启示

文化外交政策,也称对外文化政策,它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为修复和改善国家形象,赢得欧洲和世界的重新认同和信任,德国确立了文化外交理念,制订并实施了相应的政策,发挥了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第三根支柱"的作用。这对于全球化时代我国加强"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解读

以色列国家安全在国际、地区以及国家单元三个层次上存在着结构性安全困境。以色列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存在着矛盾,并往往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安全诉求相互冲突。以色列希望通过维持均势、建立战略优势、改善安全环境的现实主义安全政策,并未促使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桎梏。对两种博弈模式的分析说明,只有在安全互信的基础上,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建立切实有效的合作安全机制,才是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埃及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中国和埃及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继7世纪40年代伊斯兰教传入埃及后,约于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0世纪70年代,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建成,它日益显现出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13世纪中叶,阿拉伯的阿巴斯哈里发王朝(750—1258年)崩溃,埃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宗教中心。与埃及不同,伊斯兰教在中国流传的最初几个世纪的影响,仍极其有限,明末清初以后,随着穆斯林人口的不断增加,伊斯兰教在中国获得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伊斯兰学术文化也相应地有了发展。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埃及对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影响,主要是近代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