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规定了投保人告知义务这一制度,但存在缺憾。告知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先合同义务、间接义务,其立法依据应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认识,告知义务人不以投保人为限,尚应包括被保险人,告知义务履行期间为投保申请时起,到保险合同成立时止,对告知的内容应采询问回答主义模式,行为人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     

关于如实告知义务的若干思考——以告知义务的主体、内容为中心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基本原则,重要体现就是如实告知义务。告知义务的主体,除投保人外,还包括被保险人。重要事项的认定,本文认为“客观合理的保险人”标准更合理,有利于实务操作。告知方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也应包括口头形式,但以明示方式为限,默示方式告知的,不应认为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另外当投保人向保险代理人进行告知时,也应视为向保险人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     

论我国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有其不完善之处,主要是在告知的内容、违反告知义务的后果、告知义务的履行时期等方面存在不明确的地方。对此,应在立法方面进一步完善,明确规定告知义务的内容,确定保险人的标准选择,充分考虑影响保险人作出决定的因素,规定除斥期间的限制,放宽对投保人的约束。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诉讼权利告知

诉讼权利告知是诉讼中的一项程序性规定。对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 ,侦查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具有重要意义     

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适用

告知义务是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毫无疑义;在被保险人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理应列为告知义务人。对保险人解除权行使的后果,《保险法》的规定不够完善。保险人解除合同后,未收到保险费的,投保人仍须给付;保险人的合同义务并非始于保险事故发生之时,而是在整个保险期间。应当增设被保险人为告知义务的法定主体,扩大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增加告知义务免除的事由,进一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     

解读警察不作为行为

警察不作为行为是公安执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问题，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作为的违法行为，对此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警察不作为行为可分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未履行救助的义务、未尽到注意的义务、未履行因合理信赖而引发的法定义务、不适当履行法定义务以及未履行告知义务等。警察不作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行政赔偿责任。     

保险法中告知义务之我见

保险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基于保险业的行业特征与保险关系的特殊性，要求当事人应具有最大诚信。而告知义务作为最大诚信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保险合同能否成立与适当履行的关键。本文结合我国保险立法的实际，对告知义务的内容、法律后果与投保人的对抗事由等作了探讨。     

论利用法律文书完善权利告知制度

权利告知是保障行政当事人、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法律赋予的一系列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公安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堪忧 ,对当事人陈述权、申辩权的保障相对缺失 ,对犯罪嫌疑人各项权利的告知也不到位 ,根本的原因是权利告知制度不够完善。鉴于目前并无统一的告知形式规定 ,应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文书记录完成权利告知程序。     

论认罪认罚中的有效告知

在认罪认罚中,告知是保障知情权的关键.知情权的保障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告知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公安司法机关及律师告知义务的履行.为了能够实现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目的,有必要探讨,有效告知的概念及要求,并通过对告知现状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依据有效告知的要求,规范告知制度内容.     

论缔约前告知义务

诚信原则和对价平衡原则始终贯穿着保险法律行为,基于前两原则又衍生出了诸多原则和制度。缔约前告知义务便是其中之一。投保人向保险人如实告知有关订立保险合同的重要情况,是投保人履行诚信原则的体现。     

辩方不应承担证据展示义务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公布引发了阅卷权制度中关于辩方是否有义务将其获取的无罪证据告知控方问题的讨论。我国现阶段应以完善辩护律师的单向阅卷权、不给辩方施加证据告知义务为宜,刑诉法修改中也应强化辩方权利、制约控方权力,以维系控辩平衡。     

试论中医师的告知义务及违反告知义务的责任

由于具有独特治疗方法,中医在医疗过程中对患者知情权的保护也颇具特色,因此,中医师对患者负有的告知义务具有特殊性。中医师不履行告知义务,则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由于中医师治疗行为的特点,其承担的侵权责任形态为替代责任,应当按照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确定其赔偿责任。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衔接问题研究——以公安侦查工作为视角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由过去的法庭审理提前至侦查阶段,这一变化彰显了立法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司法公正的维护,但同时也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有效的法律援助,促进公安侦查工作与法律援助制度的顺畅衔接,应对公安机关告知义务的履行,通知责任的承担,启动标准的判断,有效辩护的支持以及驻所值班律师的设立等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航班合理延误情况下航空公司附随义务研究

航班延误是民航运输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造成航班延误的因素很多，其中由非航空公司原因造成的延误属于合理延误，航空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但是，此种情况下违约责任的免除并不能免除航空公司应尽的告知和协助等附随义务。如果航空公司没有履行附随义务或履行附随义务有瑕疵，而给旅客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航空公司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人体医学试验中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研究

人体医学实验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经环节,充满了未知性与风险性。受试者的权利保护程度决定了人体医学试验健康发展的高度。知情同意权是受试者的基础性权利,私法视域中的知情同意权本质上属于具体人格权,包括了知情权与同意权两个彼此关联的组成部分。研究者告知义务的完全适当履行是受试者知情同意权实现的基础,医学伦理审差是知情同意权实现的基本保障。违反告知义务,研究者须承担违约责任或推定过错侵权责任。     

试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

告知义务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 ,在性质上属于先合同义务 ,其立法基础应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认识。告知义务人不仅包括投保人 ,还应包括投保人的代理人和被保险人。我国对告知义务的内容采用询问回答主义 ,采取口头或书面方式均可 ;告知义务的履行期为投保人提出投保要求至保险合同成立这一时间内 ,行为人违反告知义务的 ,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     

索赔阶段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法律责任重构

我国保险法对索赔阶段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畸轻。与合同订立时违反告知义务相比，索赔阶段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观恶性更深，后果更为严重。在索赔阶段，包括在庭审中，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应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对投保人因过失而在索赔阶段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应承担保险责任。     

浅议行政执法中的告知制度

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行政机关作出该行政行为的理由、依据、内容和救济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行政告知制度是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不执行告知制度的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实施,同时也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保证行政行为的告知程序的准确、及时、便捷、有效地行使,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的告知义务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内容完整告知;第二,依法定程序告知。     

卧底警察不作为犯罪研究——以德国立法例的考察分析为视角

德国基本法律与内部规定对卧底警察不作为犯罪的不同规定给执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将警察的一般义务适用于卧底警察,忽视了卧底警察的特殊义务。在卧底警察只是违反一般义务的情况下,不构成不作为犯罪,即使符合普通意义上的不作为犯罪条件,宜应排除其可罚性。卧底警察只有在违反特殊义务且有能力履行而不予履行导致危害结果出现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具备可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