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大城市扒窃犯罪探析

预防和打击“扒窃”犯罪是城市街区犯罪侦防的重要内容。以北京为例,新形势下,大城市扒窃犯罪的规律特点与以往已有所不同。为有效遏制“扒窃”,公安机关必须建立和完善信息研判机制、协调合作机制、科技强侦机制和侦查破案机制,这是有效控制城市中心街区犯罪的一种有效手段。     

刑事审判中的“犯罪控制场”之提倡--兼由闭合性控制模式向参与性控制模式过渡

犯罪控制涵摄了理论犯罪学（社会控制）与实践刑法学（刑事控制）的双重意义。刑事审判中有重新犯罪问题考验闭合性刑事控制模式、国家与社会“双本位”下犯罪控制模式的嬗变、“场”论在刑事审判中的新尝试三种“犯罪控制场”的价值维度。刑事审判中“犯罪控制场”的运行模式构建应包括：以犯罪控制“两论”挈带刑事审判全过程、兼任法律宣谕者、教育者和申诫者的能动法官、刑事审判中多元主体的开放型参与、刑事审判对犯罪社会控制方法的移植与借鉴。“犯罪控制场”着重的是更新控制理念、调动各方资源、利用有效机制,将庭审中犯罪控制的效果达到最大化。     

河南省警务机制改革与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控制面临新的困境，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大量非公有经济的出现，使我国的社会层面从“国家——单位——个人”的三层次体系转化为“国家——个人”的二层次体系。旧有的社会控制链条出现断点和空白。河南警务机制改革填补了社会控制的断点，是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控制体系的一个创举，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     

试论单位(法人)犯罪的几个问题

修订后的新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内容，这一问题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单位犯罪的提法欠妥，应使用国际通用的“法人犯罪”概念；单位（法人）犯罪主体不应包括个人投资的独资企业和国家机关；应增加单位（法人）犯罪的过失罪过形式和单位（法人）共同犯罪的立法；应进一步完善单位（法人）犯罪的处罚制度。     

浅析单位犯罪主体

为了准确适用刑法，有力地打击单位犯罪，我们必须正确认定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主体只能是单位本身，不应当把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主体只能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合法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集团等新出现的“单位”，目前还没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可以作为单位犯罪主体；刑法还规定了一部分单位犯罪的特殊主体身份。     

相对贫困是外来人口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贫困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相对贫困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的客观原因包括经济因素、控制机制因素、地缘因素、就业因素和社会消极因素；主观原因包括心理承受力和心态、受教育程度。外来人口犯罪的特点表现为作案手段简单，随意性和流动性大，以宗亲或同乡关系为纽带结伙作案。作案类型主要是盗窃、抢劫、诈骗和伤害。抑制外来人口犯罪应发展经济，有效地控制贫富差距，防止两级分化；坚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起抓，保持社会全面、协调地发展；教育农民；完善城市治安防范控制机制。     

试论家庭内犯罪及其社会控制

家庭内犯罪作为一种反社会行为，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家庭内犯罪率的上升会严重影响婚姻的稳定与社会的发展。通过对社会转型期家庭内犯罪特征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制约家庭内犯罪的社会因素，并提出从社会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治理，建立起科学的、切实可行的预防和控制机制。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对策

“官黑勾结”，“黑色经济”，“黑吃黑”，“第二政府”、“第二法庭”、第二派出所”等现象无不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紧密相关，黑社会性质犯罪对我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渗透破坏已经暴露出我国预防与控制犯罪的机制仍存在不足。在新形势下，加强立法，重典治黑；大力推行社区警务战略；落实领导责任制；加强反黑宣传力度仍是遏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基本之策。     

职务犯罪预防的阶层防线及其体系完善

职务犯罪的预防应当从一体化视角入手，创新性地进行体系建构。加强教育，内化认识，使其“不愿”犯罪是基础性前提；加强监督，减少机会，使其“不能”犯罪是关键；严密法网，通过多元化的制度建设与措施安排，使职务主体“不敢”犯罪是核心。建立“不愿”、“不能”、“不敢”犯罪的三防体系，通过三者彼此之间的良性互补和共同运转，构筑预防职务犯罪的强大堤坝，从根本上预防或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城市化进程中的女性犯罪因素分析

我国的城市化导致了女性犯罪因素的增加。这主要包括“女性犯罪的主体因素”和“女性犯罪的环境因素”。女性的生理特点和自私、贪婪、压抑、空虚、虚荣等不良心理以及异常人格、精神疾患等是其犯罪的主体因素。城市压力的加大、性别角色期待的提高、城市人际交往的新特点、家庭功能不良和自然群体的反社会作用等是其犯罪的环境因素。     

关于单位犯罪的几点质疑与立法建议

修改后的新刑法在总则第二章犯罪中专列一节“单位犯罪”，这就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确认了“单位犯罪”的法律地位，使之成为正式的、统一的法律用语。然而通过新刑法施行一年来的情况看，人们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犯罪的原则规定和具体理解仍存在争议，而认识上的分歧必然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单位犯罪的有力打击。笔者就以下几个争议问题提出质疑，以求达成共识。一单位犯罪的主体中是否包括私营企业？根据新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明确规定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大家对“企业的范畴”的理解并不一…     

浅析教育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状况令人担忧，究其原因,除却青少年自身素质的不足外，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存在重大失误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只有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教育功能，才能有效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环境分析——基于对江西省中学生犯罪社区矫正的环境调查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环境主要包括社区环境、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法律环境等几个方面。构建合格的矫正环境是社区矫正工作得以实质性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江西省在社区环境上存在基层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力资源匮乏、社区功能缺失的现状；家庭环境中不完整家庭、“留守孩”家庭较多现象也给矫正带来了不利影响；教育环境缺乏制度上的保障；法律环境在具体的法规建设上仍是空白，社会群众的法律认识也存在误区。加强社区基层基础建设、建立“试学”机制等是构建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环境的必要前提。     

新时期我国城市犯罪若干热点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在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经济繁荣发展、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社会问题。除了关乎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问题外,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对治安状况和城市犯罪的严重程度极其关注。城市犯罪历来是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晴雨表,诸如:侵财犯罪居高不下;网络犯罪猛增;涉众型犯罪、暴恐犯罪社会危害严重;职务犯罪立案数持续增长,且大案要案屡创新高;城市社区边缘青少年犯罪、流动人口犯罪仍然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食品药品犯罪和环境污染犯罪问题增长明显等。这些城市犯罪问题,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城市犯罪,维护社会长治久安,需要不断更新犯罪治理理念,围绕城市犯罪中若干热点问题,创新犯罪预防和治理的机制和方法,有效遏制犯罪的增长。     

试论“注视”机制在犯罪控制中的应用

犯罪控制指控制犯罪的发生及发展势态，以期达到最终消灭犯罪的目的。它的实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不让犯罪发生；第二，将犯罪局限于最小的程度；第三，彻底消灭犯罪。目前，从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看，首先要实现前两个目的，并创造一切条件来实现第三个目的。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即社会监控之中，犯罪是如何被有效地控制在上述两个范围之内的     

试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

试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杨春洗丁泽芸单位犯罪，国外亦称“公司犯罪”、“企业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一般称为法人犯罪，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并逐渐蔓延的一种犯罪现象。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特征、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及理论基础，...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研究

青少年犯罪近年来已成为困扰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青少年犯罪的主体是青少年,青少年主体的这种特性决定了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控制不同于一般犯罪。同时青少年犯罪是由复杂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因而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本文拟从青少年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诸方面构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控制机制。     

对年龄序列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的一个质疑

年龄序列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是美国新近兴起的一种犯罪学理论。在成年犯罪原因上,认为婚姻和工作强化的社会纽带可以成为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抑制因素。然而,通过对中国农民工流动人口犯罪和日常行为中的“家庭因素”进行考察分析,那么该理论“良好婚姻所形成家庭的社会纽带能够抑制成年犯罪”的结论就会受到质疑。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研究

青少年犯罪近年来已成为困扰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青少年犯罪的主体是青少年,青少年主体的这种特性决定了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控制不同于一般犯罪。同时青少年犯罪是由复杂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因而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本文拟从青少年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诸方面构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与控制机制。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建设幸福广东

“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世界”。未成年人犯罪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社会和谐，事关民族和社会的未来。当前广东省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益严峻，并呈现严重的上升势头，正值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大背景下，笔者认为“幸福广东”的建设，离不开对这些“问题孩子”的关注，离不开对这些“问题学生”的教育与转化。为此，本文在阐述当前广东省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势的基础上分析了工读学校“问题学生”的成因，提出了工读学校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七大力量”，建言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工读学校建设，为建设“幸福家庭”、构建“幸福广东”，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办好一件惠民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