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尾-马祖直接往来面临问题及对策建议

马尾-马祖直接往来不断加强,"两马"交流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个热点。本文总结了"两马"直接往来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两马"在直接往来中主要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完善管理办法、加大航线的客运量、扩大交流合作领域、争取经贸往来的配套政策、进一步拓展"马祖游"的发展等7个方面深化"两马"直接往来的对策建议。     

政策法规

关联企业转账免税优惠受限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出了《关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对企业与其境外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转让定价调增的应纳税所得(不含利息、租金或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若企业未通过相应调整程序作相应账务调整的,其境外关联企业取得的超过没有关联关系所应取得的数额部分,应视同股息分配征收所得税,该股     

关于“一国两制”下我国公(居)民因私事往来港澳管理的几个问题

97年7月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公(居)民往采大陆与香港,是否还作为出入境行为?政府的管理是否还作为出入境管理?本文认为,97后,对中国公(居)民往来大陆与香港的管理方式基本不变。只是对“境”字的理解应增加内涵,香港同胞应改为香港居民,《港澳同胞回乡证》应改为《港澳居民旅行证》,其管理法规也应作相应的修改。     

关注跨国企业个人信息出境

对跨国集团企业而言,集团内企业间的数据跨境流动尤为常见,企业内部通讯录等信息的全球共享更是业务合作往来、人力资源管理、凝聚企业文化的常见操作。由于法律和监管提出更高合规要求,企业内部通讯录可能包括员工个人信息,其全球共享极可能属于个人信息出境行为。因此,跨国企业需有效构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     

台商内地投资政治风险的保险路径探析

近年来,台商投资大量流入祖国大陆,内地与台湾地区的经贸往来已经呈现出越来越互动的局面。对于商业风险,台商可通过一般的商业保险减小损失,但若其投资遇到征收、限制汇兑等政治风险时,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减少到最低?本文就台商投资政治风险的保险问题加以论述及探析。     

辨析商业贿赂案件中的贿赂与馈赠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0条规定，办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要注意区分贿赂与馈赠的界限，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综合判断：（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与馈赠在表面上往往十分相似，但从理论上说两者的法律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侵害职务廉洁性，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后者则是与职务行为无关的公民间的正常往来。     

厦金水域船舶污染控制研究

船舶污染问题一直是各船旗国、沿海国、港口国海洋环境保护所关注的重点,通过对目前国际上关于防治船舶污染控制的国际公约以及各国国内法来看,其可分为事前防范机制以及事后保障机制。随着两岸三通,往来旅游贸易的频繁,厦金水域所面临的船舶污染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对其船舶污染的控制需要两岸加强对话,协调配合.本文通过梳理国际上关于船舶污染控制的公约,同时结合两岸关于船舶污染控制的立法,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建议。     

天津港海域治安状况

近年来,天津港海域治安问题日益突出。面对新的问题,如何加强港口海域的治安管理,维护整体治安秩序持续稳定,寻求应对策略,探索一条集管理、防范、打击、服务于一体的海域管理新路子,是摆在港口公安机关的当务之急。天津港海域治安状况和形势随着海上往来船只的增多和人财物的大流动,一些不法之徒的黑手伸向海上,他们借助渔船、舢板等工具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从“三无”船只的泛滥,逐渐诱发海上走私、抢劫货轮、盗窃港口物资等恶性案件,使公私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人身安全遭受严重侵害,原本平静的海域涌动着一股浊流。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打击组织他人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偷渡到经济发达国家或者地区的犯罪活动,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劳务输出、经贸往来、旅游等名义骗取主管部门的批准取得护照、签证等,组织运送他人偷渡已经越来越集团化、职业化。偷渡不仅严重破坏一国的国(边)境管理,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国家与国家或者地区的关系,引发国际性问题。本文针对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若干认定上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如何主动管理企业法律纠纷案件

正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形成并非偶然,案件本身能够反映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企业法律顾问应如实揭示其中的风险,提出完善的管理建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场主体间的经贸交往更加频繁和多样化,经贸往来所带来的权益争议也日益增多。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企业从设立、发展到终止的过程中,都可能与交易对方发生合同争议,共同受到合同法、民法等法律的约束;     

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源性问题的思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加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笔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社会管理支撑体系的建设问题;加强社会管理主体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提出一些粗浅的观点。     

广州外国人犯罪与防控机制研究

广州历史上就是中西通商的重要口岸,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州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来穗旅游、留学、经商、就业的外国人快速增长,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外国人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也较为突出。广州市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涉外管理服务模式,加大了对＂三非＂外国人的查处力度,成功打造了一批外国人聚居的示范社区,但仍需进一步调整境外人员管理体制,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外管人员管理的综合信息平台,真正做到外国人在穗犯罪的可防、可控。     

对司法行政文化相关问题的思考

我国司法行政事业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行政文化体系,并继续随着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而不断繁荣。关于司法行政文化的研究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重大理论研究课题。本文以司法行政文化的内涵及属性为切入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文化的作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司法行政文化的发展有所裨益。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创新执法质量监督机制科学评估依法行政水平

北京市公安局的执法质量评估预警机制是首都公安依法行政进程中的一项内部执法监督机制创新。该机制以强化执法监督、推进首都公安依法行政、强调公安执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主要内容,紧密围绕公安法定职责,以执法质量管理为核心,引入现代执法管理手段,实现了对全局执法质量的等级化管理,对有效掌控全局执法态势、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立健全依法行政评估考核机制的探索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公共行政范式的转换与公平效率观的演进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行政范式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相互分立、新公共行政范式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相互融合三个阶段,呈现出“合——分——合”的态势。而公平效率观也相应地从单纯的效率至上,分裂为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从公平角度出发寻求公平效率的统一和新公共管理的从效率角度出发寻求公平效率的统一,而最终两种分裂的公平效率观又在新的实践和理论上相互借鉴和整合,走向融合和统一。     

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审查与运用

视听资料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诉讼证据。在整个证据体系中 ,视听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视听资料的运用将更加普遍。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视听资料的收集往往受到很多限制。尤其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 ,常常曲解法律条文 ,限制当事人对视听资料的运用。为此本文着重阐明合法的视听资料的构成要件 ,以及收集视听资料的合法渠道和方式 ,以期扩大视听资料的适用范围 ,促进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加强行政审批制度的配套措施建设

审批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除进行自身改革外,要加强中介组织和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创新管理方式,构建先进的行政文化模式等配套措施推进改革进行。     

税收征管质效与税务稽查体系建设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的20多年来，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征管模式的优化调整．我国的税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税务稽查作为税收征管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维护税法的严肃性，保证税款的及时入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税务稽查模式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清代州县司法与行政——黄六鸿与《福惠全书》

《福惠全书》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由种书堂印行,在当时是比较受州县官欢迎的书籍之一,因为该书不但能够成为他们的施政参考和指导,而且还可以成为座右铭。在当时专制政体下,州县官是督抚的属员,州县官只对督抚负责,只要得到督抚的庇护,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州县每视上官为转移”,不再安心政务,而是全力奉上,“不用实而专用虚,妙于趋,尤妙于避”,却在司法与行政过程中运用各种技巧,以造福之心,施惠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