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研究——以新刑诉法的修订实施为背景

从立法沿革来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不是一种新的强制措施,只是新刑诉法及刑诉规则对其适用做了细化和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定功能,怎样防止将其异化为羁押措施?当务之急就是要以新刑诉法修订实施为背景,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执行场所和执行方法、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保障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废除论

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无论成文法如何强调要以住所监视居住为原则,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总会成为绝大多数,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自身所具备的隐性羁押特点,以及我国的司法现状又使得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大多沦为变相羁押。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重塑"可谓"不尽如人意",进一步印证了废除论者的观点,即对该项措施无法进行完善,只能予以废除。     

浅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检察监督

正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大幅改动,首次提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由于目前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配套的法律、司法解释尚不完善,在实践中对具体问题的理解适用不一,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检察监督显得尤为重要。     

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侦查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处或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时,可以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因此,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况为切入口,旨在对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提出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建议,以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得到更好更适当地运用。     

指定侦查管辖的程序偏差与纠偏路径

指定侦查管辖是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管辖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保证刑事诉讼能够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指定侦查管辖具有适用标准的模糊性、适用动机的功利性、适用过程的职权性以及指定行为的预决性等特征。指定侦查管辖在刑事诉讼法中缺乏明确依据,强化“侦查中心主义”地位,存在启动与协商机制不够规范,适用过程中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同步异化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人员对指定侦查管辖价值认识不足,立法理念与司法体制下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存在冲突。完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的路径是,在立法层面明确指定侦查管辖的功能定位,细化相关规定;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贯彻程序公正;发挥法律监督刚性,强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约监督。     

侦查措施改革对腐败犯罪侦查的影响——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技术侦查措施”为例

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对原有侦查措施进行了较大调整。其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对检察机关侦办腐败案件产生了重大影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设置,对腐败犯罪案件的侦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在实践中还需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强化技术侦查措施,是严厉惩处和有效遏制腐败犯罪的必然之举,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适用标准不明晰、相关配套设施与条件不完善等问题。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不断予以完善,确保新法内容的严整和实践的操作功能。     

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对监视居住进行了很大的修改,首次提出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该措施的决定与执行的合法性进行监督。通过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以分析,在制度层面及执行监督层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新刑诉法下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

监视居住制度是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制度。有学者认为该制度存在适用条件模糊、界限难以把握等问题，主张取消该制度。[1]也有学者认为，该制度是否保留，取决于是否有其他强制措施可以取代它，有则可以取消，反之则不可。[2]新刑诉法不仅没有取消该制度，反而增加了该制度的条款，明确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制度，这表明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其生命力，体现了新刑诉法中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要求。针对其适用条件，现予以讨论。     

自侦案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施问题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其由取保候审的补充性措施转变为逮捕的替代性措施。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中适用该措施,应严格把握法定条件,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力求实现保证侦查活动顺利进行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略论监视居住之改革

<正>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或审判的顺利进行,依法责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或指定的场所,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的一种强制措施。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监视居住,由于立法过于原则,导致在实践中适用监视居住存在着操作难的问题而适用很少。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原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相比较而言,新刑事诉     

论我国的刑事指定辩护制度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完备程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者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能否得到体现。目前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     

论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重构的意义

司法调解制度被誉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中的一枝奇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它的许多缺陷日益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正是建立这种解决纠纷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影响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若干问题之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纳入我国刑法典,具有划时代意义。但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在我国仍任重而道远。不能正确解读该原则,在观念上存在误区;刑法规则的模糊性与欠合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要求;实践中相关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     

刍议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相关行政主体的作为义务——以W市X区的一则判例为样本

囿于现行法对原告资格、受案范围等的限制,行政不作为一旦对公益有所损害,行政诉讼便无济于事。司法实践则先行一步,针对涉及环境公益的行政不作为,W市X区法院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判决中确认：案件中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行政主体应履行一定的作为义务,承担起环境修复及公益保障的监管责任。     

对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相关问题的探讨

证据展示制度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试图立足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诉讼价值,通过比较国外的相关制度,指出该制度的建立是诉讼效益和公正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进而对我国庭前证据展示的主体、内容范围、程序及后果等提出具体构想。     

我国司法会计学教育的现状及意义

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已近50年,但到目前为止,司法会计的教育内容、教育的普及性与司法实践的需要差距较大。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对于适应我国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提高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 促进我国立法、法学教育以及与国际接轨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司法会计学教育的现状及在我国开展司法会计教育的意义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我国司法会计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妥善处理赃物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犯罪形态的复杂性,对赃物的认定也具有多样性。但由于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我国在不同时期的规定与司法解释,导致司法实践做法的混乱。从维护交易安全、私权限制公权以及公平正义原则角度出发,我国应建立赃物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浅析新刑诉法下侦查人员出庭制度问题及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写入法律,填补了长期以来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法律空白。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将预示着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都将迈出新的一步,由于新写入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尚未成熟,刑事诉讼法对于其规定尚较笼统,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本文将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基本概念、法律依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重大意义、面临的新问题、解决的方法与对策进行阐述,以期对司法实践工作有益。     

论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如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权益、侵犯受教育权等问题层出不穷,法学界对公益诉讼的立法呼声不断高涨,司法实务界对公益诉讼也进行了各种试点,最终被纳入《民事诉讼法》,但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过于概括,不具有可操作性。笔者希望以已有的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为基础,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公益诉讼相关配套制度构建提出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