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运行机制

本文以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为视角,对当前城市社区中的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运行机制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增强自治组织的功能,推进社区自治,并提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建立居委会、业委会互动合作型关系两条建议。     

夯实社区良性互动的自治基础——访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竹杆社区党委书记郑红强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完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推行‘参与式协商’自治模式,拓宽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     

新时代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机制的创新研究——以运城市J社区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参与。但在转型过程中,社会参与仍处在较低水平,存在参与积极性不高、能力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交代了选题背景、意义等前沿性内容,从界定社区、社区治理、社会参与的相关概念入手,重点分析了运城市J社区在治理中的探索与实践,并对于目前面临的挑战,结合实际进行整体分析,提出了社会参与机制这一模式,即建立在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多个参与主体基础上的治理模式,从多方面角度提出了具体发展思路。     

治理理论视域下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基于吉林省城市社区的调研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出现了巨大变化。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另一方面,我国社区自治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与巨大的需求空间相比犹存不足。利益的多元化带来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民众的自我意识在不断提升,如何来解决社会不同群体的要求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巨大课题。笔者从治理理论视域出发对社区和社区自治加以研究,通过分析国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现状找寻我国社区自治发展方向,通过对吉林省6个市州、30多个社区的实地调研、走访以及发放调查问卷探寻吉林省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具体措施。     

理解韧性治理的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政策与组织维度的分析

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以综合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等科层制为主要特点的公共安全治理范式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复杂、不确定性的风险,走向韧性治理是后现代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韧性治理将治理视为研究焦点,强调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适应性,外显为治理机制在不确定环境中动态调适以保持演进活力,具有地方性、整体性、开放性、调适性的基本特征。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从治理范式的三个维度即作为核心框架的制度、作为行为指导的政策、作为行动载体的组织着手,构建一个理解韧性治理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探讨如何使治理系统更好地适应风险、敏捷地应对风险,可以达到富有韧性的、良善的治理结果。围绕使治理系统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的韧性治理目标,稳健的制度系统通过保有健全完整、多样嵌套及学习演进的基本特征以保障治理秩序的稳定,灵活的政策系统通过把握治理形势及时机随外部环境变化有准备地调适,弹性的组织系统通过调整规模结构、强化领导动员及文化营造促成治理系统在常态与非常态间衔接转换。三者在动态演变中相互建构,通过良性互动促成韧性结果的达成。制度为政策限定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政策的治理空间,同时指导组织行动并对组织认知、行为策略起决定作用。政...     

合法性与联动性: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嵌入——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推动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是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治理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法性机制从不同维度建构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实逻辑。从健全正式制度的均衡治理,推进规制性要素的强制性形塑;从实现策略性的专业化治理,推进规范性要素的适应性形塑;从强化共同理念的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内生性形塑。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是阶段路径,“融入式”发展是升级路径,推动制度要素和技术治理联动优化,形成更加成熟健全的组织自主性生长机制。     

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基于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角色定位的考量

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需要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准确定位好各自的角色。社区党组织应扮演好政治指导者、利益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社区管理统筹者的角色,基层政府应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导者、社区自治的管理者和支持者,社区居委会需将角色界定为社区事务的处理者、社区自治活动的组织者、社区自治和社区与社会组织交往平台的搭建者、行政工作的协管者和民意表达的传递者。在城市社区社会管理的这三大主体角色恰当定位的前提下,结构性的体制调整也就能够初步完成。     

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绩效——基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

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践中亦有大量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然而对于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整体性图景,学界探讨的不多。基于对民政部组织评选出的2013至2015年三届共55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创新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和城乡社区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社区治理创新主体以区县级政府组织为主;党和政府的倡导推动、社区治理问题倒逼驱动以及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是催生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因。社区治理创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公众参与创新和社区公共服务创新上,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式呈现出探索性创新、累积性创新和学习性创新三种形态。这些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板。但今后仍然应着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社区的治理创新能力,社区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中国公民社会视野中的政府治理转型探析——也论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衍变中的公域之治

公民社会是存在于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关系的总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影响和改变着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从而推动政府治理发生深刻的转型。文章简要探讨了我国传统社会背景下政府治理的历史形态,并从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深化、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合作性结构中的公域治理3个方面对公民社会兴起背景下的政府治理转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善治视阈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贵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党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转变,为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与社会建设实践指引了方向,也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良好契机。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内卷化”及其矫正——基于B市G区购买服务的经验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存在"内卷化"现象,"内卷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官僚化和行政化、契约合同过程的指令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形式化和选择性。造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影响因素,包括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体制、外生性所造成的资源依赖和由此导致的嵌入性控制、志愿失灵造成的专业主义缺失等。矫正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路径应包括建立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三维"制度体系等。     

社区居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外部保障与能力建设

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风险社会之中,随着公共危机事件日益复杂和多元化,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在控制和消解危机上显现出存在一定程度的疲软,传统的经验处理模式、缺乏统一的协调指挥、与民众信息沟通不及时等方面的先天缺陷已经暴露,因此,各界对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建立多元化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呼声越来越高,社区居民则是其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对策思考——以上海徐汇区为例

在市场化改革的新时期,上海徐汇区社会组织获得了持续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作为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徐汇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自身,又服务了居民,扩大了社会影响,但同时也遇到了政府支持不足、居民认同度低、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拟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对策。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问题与建议——基于全国政策咨询系统问卷调查

基于全国政策咨询系统的社会治理问卷调查显示,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是治安维稳与基层治理,但相关领域范围广泛。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在政府理念更新与治理能力提升方面进展较大,政策咨询人员对治安秩序与应急管理满意度较高。但是,我国社会治理仍面临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不够、基本法规不完善、公众与社会参与不足、基层治理组织边界不清等短板,各种社会矛盾与潜在风险有待化解。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推进基础制度建设,持续提高政府自身治理水平与能力;同时,应及早预防与应对未来风险,不断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实践转化为制度。     

赋权增能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以Y社区为例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其积极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近年来,Y社区通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明确居民参与主体、增强居民参与能力和规范居民参与过程等举措,有效扩大了居民参与,但同时也存在着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参与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家”文化尚需深挖和社区信息化平台亟需完善等问题。为此,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可从制度、组织、文化和技术四方面破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保障居民参与常态化,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增强居民参与实效性。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活力激发路径探寻——基于安徽省铜陵市的实证研究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是一类具有功能性、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制度环境的优化可以营造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氛围。安徽省铜陵市在社区综合体制改革后,社区治理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从政府和社会组织两个层面探寻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活力激发路径。     

社区治理创新与青年务工型移民的社会融入——杭州L社区的个案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以在城市务工为首要目的的青年移民群体将会成为人口迁移的常态。为应对这一常态化的人口迁移趋势,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L社区在资源链接、社企共治、文化共建和党群互动四个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工作。这些实践实现了社区与辖区内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等多元共治的治理形态,从服务递送、赋权增能和文化维系这三个角度帮助外来青年务工群体的社会融入。     

发展话语与治理需求:农村社区的“富党”群体研究——基于皖北SZ村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皖北SZ村党员群体的调查分析,发现新一代的“富人”与“能人”逐渐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主体.基于经济发展的政治性话语和村庄治理的需求,富人成为无论在党组织内部,还是村庄社区都是公共活动和公共事物的参与主体,成为村庄治理中独特的“富党群体”现象.富党群体在满足村庄治理功能的同时也在追求自我的发展机会,依托自身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在资源下乡时代,占据公共资源、垄断发展机会,实现他们自利性需求的同时也排斥了村庄的普通群体,表现为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社区微更新中政社共同生产的类型与生成逻辑——基于上海市Y社区的实践案例分析

成功的社区微更新往往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生产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于这一微观过程中的互动行为和生成机理尚语焉不详。通过对三个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社区微更新的整体进程与具体形态受到动力机制和政社互动方式的共同影响,而政府的自我定位和行动策略型塑着动力机制,进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合作生产。路径差异不仅导致了微更新的效果差别,而且对社会行动网络施加着不同影响。对政府来说,需要更加灵活地选择管理策略,在共同学习、互相协作中推进社区微更新项目及社区的自治和共治。     

社会养老服务多元主体治理模型建构与分析——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面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复杂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成为我国社会养老服务变革的新路径。实践中各省市等地方政府正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办民营、公建民营、发放补贴等各种方式进行新的探索。运用质性研究和扎根理论方法,聚焦于微观层面多元主体的角色、行为及互动,通过对各主体相关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最终建构起多元主体治理的理论模型,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养老服务的进一步优化具有重要意义。依据此模型研究发现,在治理的不同阶段,服务提供的主体不同,各主体所扮演的角色及相互间关系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多元主体治理促成期,政府动员是主要推动力,其他主体扮演参与者角色;在治理运行中,各主体在服务的提供中表现出相互依赖关系,主体间开始建构初级伙伴关系;治理监管方面,政府以合同监管为主,缺乏第三方的独立评估,并且监管职能转变滞后;另外多元主体治理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障碍。总之,社会养老服务实践层面的治理转型仍有待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