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

胡锦涛首次提出的“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主张既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新时期全球战略的总结。“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的全球战略的主要标志,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这一战略指导的中国外交是一种“和谐外交”。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和谐外交的根本目标、国际规制、行为主体、重点领域、主要策略等方面,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     

西方治理指数与制度性话语权的传播

在现代西方学界,研究者们惯用指数来相对直观地表达认知。在现代化、民主化和治理等重要的研究论域,已经出现了众多指数研究成果。这些指数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一些研究论域的话语权。客观地说,西方主要治理指数具备了较强的科学性,因此使得各国民众相对容易地对其产生认同。但是,西方治理指数在价值偏好、结构设计和方法论上存在明显缺陷。西方治理指数大规模的研制,一方面与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隐性传播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与科学知识占据知识认知话语权主要地位的现状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指数无疑存在西方化的倾向。在现有的西方各类指数排名中,中国基本上都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如何运用客观数据评估一国现代化治理水平,事关一国治理的国际对话能力。西方不愿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霸权的逻辑,国内学界应该尝试突破西方政治领域的指数霸权。     

“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与世界意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治”与“乱”的对比突出了“西方之乱”的制度根源与“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源自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实现了治理效能,以全新的政治理念、发展道路、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彰显了世界意义。“中国之治”展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崭新图景,超越了西方主流的政治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     

基于“公地悲剧”视角的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目前,网络社会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公地悲剧”的特征.为此,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公地悲剧”的途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在中国,这种公共治理模式,对推动网络社会健康发展和提高党和政府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这一主题,从“网络公地悲剧”视角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提出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考核国家:国际“治理指数”的福柯式视角

旨在对国际政治中的治理指数进行批判性分析,借用福柯的"治理术"概念来解释考核国家治理情况的政治意义。考核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国家治理情况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它构建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威结构和等级关系。在许多治理指数中,权力和知识纠缠在一起,并且建立起了一种关于国家合法性的话语体系,结果导致穷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法忽视考核。而且,通过将被考核国家建构成一个能够为其政策负责的道德主体,考核将评价较差的责任完全归于被考核国家,而完全忽视了强大的国际行为体在其中所应负的责任。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

20世纪后期以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变革创新行动的全新理念和方式,发展至今,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界面”的简化功能,开启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探析。然而,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悬置了对界面治理的知识学认知前提而去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界面治理”语词的推广,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界面治理”得到科学的理论确认的。事实上,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可以发现,“界面”的产生是边界行为的结果,它普遍存在于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是各要素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或载体）。治理界面是界面在治理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工具”,发挥着化繁为简的治理功能。界面治理是基于治理界面而开展的跨界合作行动,是合作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因而对界面治理的研究应当被纳入到合作治理理论的建构范畴。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路径、类型特质与实践反思——基于56个案例的QCA定性比较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日常生活载体和基础治理单元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和“纽带-关系-规范”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56个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的QCA定性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在“党政推力”和“制度保障”下,部分社区在特定场景下生成了以“共治平台”和“社区自组织”为特征的内生型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利益引导”和“专业支撑”为特征的孵化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以“场景紧急性”为特征的应激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增强社区治理动力内生性、结构互嵌性和制度有效性,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治理场景采取差异化策略,在纽带凝聚、关系联结和规范保障中逐步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枫桥经验”的当代实践及其启示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变化以及乡村自身的变化共同推动着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并对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和沉淀，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俨然成为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方案。基于对“枫桥经验”起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多镇的调研和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发现，发端于中华帝国时期的简约治理传统和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工作传统构成了“枫桥经验”的本源内涵。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坚持这一本源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新型治理元素的引入和新型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回应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内在需求，启示了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特征、困境与对策——基于MSAF分析框架的探讨

近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显著成效印证了纵向“权威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基于“激励—结构—行动—反馈”框架的分析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存在政治激励、中央统筹、运动治理和中央督查反馈等特征，并相应地存在动力差异、结构不合理、缺乏合作以及逃避监督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治理机制，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建立包容性的激励机制、多主体参与的跨域环境治理机构、可持续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和多元化监督途径，不断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立高效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基因与治理创新

新时代“枫桥经验”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论创新,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绘就“四治融合”的新治理图景,实现基层社会共同富裕,形成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国家机关依宪治理、依法治理的基层治理样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既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基层治理故事的重要途径,也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困境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合法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全球治理合法性缺失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全球治理本身的制度设计与程序规则的合法性问题,一个是全球治理无法满足新兴经济体需求的合法性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治理的有益补充,一定程度上弥补全球治理合法性缺失的困境。"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获得并提升国际合法性。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的认可,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更要采取合法化策略,推广和扩散"一带一路"的治理规制、政策和理念,以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接轨,实现与国际行为体的战略对接。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法化,需要把握受众行为体的特征,采取不同的合法化机制,重视不同的合法化平台,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规范的形成,增强中国治理理念的影响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及其特征分析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解决“稳定与效率”这个根本问题，体现“民主治理”和“科学治理”两大根本特征。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基于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转型的视角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在承继传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向现代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在治理主体上,传统士绅向现代乡村精英转变;在治理制度上,乡规民约向村民自治章程转变;在治理观念上,儒家思想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化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进步的必然要求,又反映着传统治理模式内在合理价值的跨时空存在。     

中国治理腐败的成效、特点与方法创新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来积极推进腐败治理，加入了国际反腐败公约，并建立了与许多国家的反腐合作。中国的反腐不断取得了“新进展”，也得到了“国际透明组织”的认可。中国治理腐败具有三个方面突出的特点。中国反腐成绩斐然，特点鲜明，但治理腐败的方法，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解读

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战略,其核心是治理.治理的基础品性是主体多元且平等;国家可以是“大国家”即拥有语言、文化、种族、历史、领土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制度性权力运作的共同体,也可以是“小国家”即作为民众所在场景中与市场和社会并列的系统;现代化就是向“现代”的发展演化.国家治理,顾名思义,就是将治理融入国家系统,从而有“大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小国家”的国家治理并涉及相应层面.在国家层面,治理与现代化有相通之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而应该注重本土导向,即将国家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中国化,同时,对国家建设的中国实践进行规范化.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角色特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均需内化治理理念.各方只有更好地自助和自我增能,才可以互动共进,共致目标.     

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与深层机理探究

全球治理已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可更为立体地观察和理解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认知谱系。在研究现状方面,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所展示的信息反映了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认知谱系方面,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这一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嬗变样态。这种认知嬗变背后的深层机理,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以及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这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此外,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意义不足是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缺陷,未来的全球治理研究应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突破。     

中国学术界有关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学术界对治理的研究可以主要从内涵、背景、内容、研究方法、评价五个方面加以把握，并形成了“国家-社会”研究范式，它在治理中的展开代表了学术的进步。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国家内治理，我们均需要在哲学认知、政治发展潮流、社会本质属性、文化心理意识及治理评估等方面继续深化。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抗疫大考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和伟力

“中国之治”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内涵、模式和取向的形象表述,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完善和优化社会治理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近来,我国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袭击。在抗击疫情的大战中,“中国之治”经历了烈火淬炼;在应对风险的大考中,“中国之治”交出了合格答卷。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优势和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