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的个案考察

党建引领是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以价值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机制创新整合治理资源、以行为垂范驱动治理活力、以利益协调保障治理成效,构成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对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塔元庄村党组织以党建为引领,用凝聚思想共识、推动责任共担、强化协同共治、实现利益共享等方式,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提升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度”,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加强思想引领,建设价值共同体;加强责任共担,建设责任共同体;加强协同共治,建设行动共同体;加强利益协调,建设利益共同体。     

赋权增能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以Y社区为例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其积极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近年来，Y社区通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明确居民参与主体、增强居民参与能力和规范居民参与过程等举措，有效扩大了居民参与，但同时也存在着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参与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家”文化尚需深挖和社区信息化平台亟需完善等问题。为此，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可从制度、组织、文化和技术四方面破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保障居民参与常态化，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增强居民参与实效性。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政治学分析

我国转型期的城市社区建设是一个回应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政府理念日益更新的全新课题 ,但运动式的建设热潮产生了一些无法预料的问题。在对比国内外社区建设理论的基础上 ,我国转型期社区建设的目标是不断增强以社区为微观架构的社会自治理能力 ,减缓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快速变迁产生的巨大震荡 ,重组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 ,构建“大市场、强政府、有序社会”三方相互关联、良性互动的新模式。为此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制度变迁应走“强制性→诱致性→自主性”的路径 ,社区模式也将历经“依附型→合作型→自治型”三个递进层次 ,同时 ,在社区建设的初始阶段 ,政府要审慎选择介入策略 :在初始制度的创设上给社区自治预留空间 ;逐渐放松对群团组织和“第三部门”的管制 ;积极探索建立人大、政协深入社区的长效机制。     

社区应急治理“情境—策略”视角的组织行动及路径研究

在应急事件治理过程中，基层亟须在压实社区责任的同时激活社区的主体能动性，策略性应对不同阶段社区应急面临的情境，推动应急“事件演进轴”和“治理跟进轴”的适契性。“情境-策略”分析视角明确社区应急非常态扩散的被动应急、线性演化的能动应急及稳态运行的常态应急的过程节点及阶段特征。社区需要依据主体自组织水平和应急能力差异性，采取过程性调适机制，有效匹配社区内外部情境和行动策略的契合关系，推进社区应急情境转换的场景调适机制，建构社区应急阶段跃迁的策略实施机制，培育社区应急复合界面的整合链接机制，提升社区应急治理效能。     

加强城市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

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社区就是居民和社区工作者的家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构建和谐社区,努力把城市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干部身处社区工作第一线,是党在基层联系居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社区干部队伍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社区未来的建设与发展,因此,提高城市社区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刻不容缓。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积极探索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层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各族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管理城市、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服务群众、宣传贯彻党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真正共同体”的建构及其当代价值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共同体”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社会现实发展状况,从“现实的人”、物质生产发展状况、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情况三个方面确立了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前提和线索。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进行历史分析,并对“真正的共同体”进行理论建构,从而描绘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真正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探索,指引当代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为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现代农村社区认同的实践经验价值

1887年．德国现代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社区”（共同体）的概念。之后，学界开始聚焦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围绕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的特征、存在形式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构建现代农村社区认同成为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路与制度变迁

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存在着对社区党员人文关怀不足、基层党建与居民自治脱节、党建引领共驻共建单向性、基层党组织权责不匹配等问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在需求、技术、文化素质、激励机制和资源五大方面构建党建创新制度。要以增强党的组织力为核心,以社区组织间、党员和居民间关系的调适为基础,以邻里互助、居民自治、共驻共建为重点,以构建社区复合治理为目标,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衔接,推动社区复合治理模式的生成。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以银川市“四优四提”模式为例

社会资本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社区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通过社区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的基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加快培育社会资本。宁夏银川市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下探索出了“四优四提”基层治理模式,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城市社区治理,大力推行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同时借助信息化平台支撑,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越的环境。     

构建社区共同体：新时代推进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有效路径

从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现状来看,发挥党组织对社区自治的引领作用是正确处理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使党的执政能适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社区党组织应当以社区共同体为重要突破口,通过构建身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实现强化党的民生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内部关系协调、形成社区公共价值观的目标,从而形成基层党建、公共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社区党组织应从以凸显居民参与自治的主体身份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以整合社区自组织的利益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投入社区自治、以培养社区的契约文化促成普遍共识和塑造居民行为等方面来构建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实践路径。     

走向多元主体互动治理:和谐社会构建语境中的社区建设模式新探索

社区是城市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服务、经济组织运行、不同阶层居民生活等多方面交织的区域性共同.只有社区日趋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坚实基础.探索和谐社会构建语境中的社区发展新模式,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加强和改善社会民生的现实路径.从一定意义上说,社区建设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而其间关键的是要协调和均衡社区的各种利益关系,而实现社区利益整合的实质即是在异中求同,调整和协调社区内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与纠葛,谋求建立利益共同体,谋求制度、道德和情感的整合,也就是构建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利益共同体,进行社区建设.因此,当前社区建设的总体路径要基于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互动治理的全新模式,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维护稳定为基础,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党的领导为关键,努力把城市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新型社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     

“枢纽型社会工作”:城市老旧社区多元共治实践模式探索——基于H省L区“三区计划”项目的个案研究

“枢纽型社会工作”模式是指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城市老旧社区多元共治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对服务需求和服务资源进行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外部服务主体、激活内生服务力量、提升多元主体服务能力,最终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枢纽型社会工作”模式得以实现的内在机理在于行政体系内部多层级项目运行机制所产生的“层差契机”和社会工作机构专业性、社会性、无涉性等属性所生产的“黏合效应”。在创新社区治理与多元共治实践中,“枢纽型社会工作”模式成为破解城市老旧社区治理困境的有益探索。     

合法性与联动性: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嵌入——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推动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是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治理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法性机制从不同维度建构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实逻辑。从健全正式制度的均衡治理,推进规制性要素的强制性形塑;从实现策略性的专业化治理,推进规范性要素的适应性形塑;从强化共同理念的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内生性形塑。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是阶段路径,“融入式”发展是升级路径,推动制度要素和技术治理联动优化,形成更加成熟健全的组织自主性生长机制。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韧性治理: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因应与调适 ——基于W市J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个案研究

从现代风险社会的发展特征来看,提升社区应急管理韧性是夯实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客观要求。借鉴"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理论,搭建强调主体能力发展、网络化参与、巩固社会资本和注重数智治理的韧性治理可以发现,该模式依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全面关注脆弱性群体、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等行动策略,构筑基层应急管理运行机制,保障了城市应急治理效度。然而,要建立具有韧性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需警惕社区应急能力内卷、社会资本分散、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及技术治理悬浮等现实问题。迈向韧性治理,实现社区在多元风险情景下的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有利于改善城市或区域应对突发公共风险的准备方式。     

构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构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完善"一核多元"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优化和理顺各种关系,使蕴藏在城市社区中的治理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公共服务资源与社区需求之间的高效匹配和无缝对接.同时,还要着眼于社区的建设与治理需要,加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技术专业化水平,通过完善社区治理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