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政府和民众两个制度变迁主体博弈的结果,核心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在国家、集体、农民间的再分配。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制度变迁的一致性,改革中期农村制度变迁的多样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改革陷入停顿期。对这一制度变迁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社区的政治决策框架,其本质是壮大农民权力的过程。推进下一步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任重道远,需要重新界定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农村社区、农民之间的权力分配,调整和优化农村社区内部自主发展的政治经济架构,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乡村社会的行政化整合:表征、根源与效应——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分析

乡村社会整合模式是考察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切入点。基于社会行动理论,构建行动者—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剖析农村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社会互动机制。从行动者及其属性看,农村基层组织准行政的组织性质和责任包干的组织管理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其积极行政的主导性行为倾向,其与基层政权和乡村社会内部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服务于行政任务的顺利完成,这构成了乡村社会行政整合模式的具体表征。从社会行动的结构性根源看,农村基层组织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行政化导向并非是其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国家治理战略和乡村权威基础的双重转变共同形塑的结果。从社会效应看,农村基层组织所遵循的行政化目标导向虽然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但也带来了消极治理问题并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去公共化困境。单向嵌入型行政整合模式的优化方向是增强行政体系的回应性建设并注重对乡村社会公共精神的培育,为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而实现行政与自治的相互融合,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效能。     

新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务员制度创新——以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为例

新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府行政改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过程中自然包括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公务员的进出制度、培训考核制度、薪酬激励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也深深地带有新公共管理的烙印。基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政治现实的差异,我们在进行具体的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应当看到政府改革所面对的具体的行政生态环境和政治环境,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公共行政理论时,我们应当在具体的背景下做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     

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考量与现实困境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以集体所有、承包经营为基本框架的现行农地制度效率正在逐渐递减,改革创新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认识。然而,任何有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对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效率及困境进行深入研究,是改革和创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前提。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及其制度的基本设想和理论框架、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对社会主义多党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当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制度创新

新中国60年来城乡关系经历了工业化初期典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向工业化中期过渡阶段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和城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和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全面转向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创新,初步搭建起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制度框架。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创性和丰富性。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最终走向一体化,不仅要加快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而且必须突破两种不平等公有制的理论禁锢,加快涉及城乡之间根本关系的一系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变革和创新。     

政治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及后果分析

制度均衡或制度非均衡是分析制度变革或制度创新的经典经济分析框架.中国政治改革的发生,是因为政治制度需求与政治制度供给出现了不一致,即政治制度的非均衡.造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非均衡的最根本因素是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其他因素如有限理性、信息不足、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等.政治制度供给不足,影响社会效率、社会公平、政治秩序和政治合法性,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因此,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增加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政治制度供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民族地区构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可能存在风险性倾向的"域情"试析

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的前置性和地域方位的僻远性使得党的全面领导及其制度体系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会相对不利,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使得党的全面领导及其制度体系建设的基础保障会有所弱化,社会结构的内聚性及由此负面效应衍化而生的保守性和排他性使得党的全面领导及其制度体系建设的艰巨性会有所凸显,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党的全面领导及其制度体系建设的挑战性会有所增强,宗教信仰的普遍性使得党的全面领导及其制度体系建设的风险性会有所加剧,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不够强以及基层治理不够到位使得党的全面领导及其制度体系建设的政治根基会有所削弱.对于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性倾向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审视、精准施策,确保民族地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科学构建、产生效能.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原因——基于制度生成理论的分析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过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经验总结,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理论对影响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四种主要变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正是在旧制度的崩塌和各个行动者之间不断的冲突和竞争中逐渐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和必然的产物。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变迁评析

渐进改革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个成就的取得受益于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路径选择及其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尤其是以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和经济改革为主线、政治改革相配合的特点更值得重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使中国改革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制度真空”而保持了社会有序,其绩效已为20多年的中国发展所证实。在改革中累积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解决,采用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有助于增量和存量改革的相互配合,对制度的继续创新、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乃至社会稳定都比较有利。     

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专门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概念,使得党中央所确定的面向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一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行动纲领有着明确的制度创新维度,并对我们深入理解与贯彻落实其战略部署和任务总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意味着,在制度层面上,我们需要同时依照生态文明所彰显的新理念和总体目标,全面反思与审视当前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及其组合架构。其最终指向则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不断创新和演进过程之后,我们能够建立起一整套崭新的或合乎生态文明的生态、社会与经济制度体系,从而构成一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制度(组织)结构基础。     

经济变迁: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理论框架

用制度均衡模型无法解释国家长期制度变迁,只适合解释单项制度变化.我们对用渐进式制度变迁解释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变迁范畴描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家的经济组织演化、管理体制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提出了一个体现整体性、动态性和历史特性的组织演进的经济变迁解释框架,认为中国经济变迁过程从企业改革发端、新型经济组织兴起,造成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和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国家为适应新兴经济组织的效率而逐项调整基础性制度安排.经济变迁过程是一系列次级制度变化带来经济绩效之后推动基础性制度变化的过程,是对不适应治理制度的制度环境不断改良,以保证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论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命题,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并列在一起。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但在当前党的建设制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为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我们可以从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改进作风常态化的制度、反腐败的体制机制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等方面着手。     

论习近平的制度治理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性障碍与制度构建和执行能力不足之间矛盾的存在,以及融入全球治理的需要,是习近平制度治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习近平的制度治理思想内容丰富、富有创见,包括重视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注重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制度执行能力的提高,注意处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学习外国与"保持定力"之间的关系等。习近平关于制度治理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有利于从根本上系统性地扫除改革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障碍,有助于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四个基本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更好地实现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探索中历史地形成的,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要求,适应我国国情,是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保障,体现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这一制度有效地保证人民代表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来,保证其代表性的真实与广泛,保证人民代表能够全面反映广大民众的集中期盼和利益诉求,并最终在政策层面形成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法规,使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有序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命题,并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并列在一起。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但在当前党的建设制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为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我们可以从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改进作风常态化的制度、反腐的体制机制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建立全面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观

通过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等学科关于效率问题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社会科学中,效率早已不再是经济学的专有概念。效率的基本含义是产出/投入,但在不同学科,产出和投入的内涵不同,对效率具体内容的理解也有差异,从而演化出了社会效率、政治效率、行政效率、法律效率等效率概念。在梳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问题的研究文献中发现,虽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被广泛认可为一项发挥社会功能等多种功能的社会制度,但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的研究还局限在经济效率方面。建立全面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观,构建综合的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来衡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行动者认知、制度结构与政策工具选择——基于广东省J市低收入人口识别机制设计过程的分析

政策工具选择是行动者认知、政策情景、制度结构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动者认知与制度结构的动态性可能引起政策工具选择的变化。选取广东省J市低收入人口识别机制设计过程作为研究案例,以过程追踪为分析手段,提炼行动者认知与制度结构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互动促进了政策工具创新,但由于政治考量和制度的制约,政策工具选择出现了路径依赖。政策工具选择变动是政策学习与认知锁定两个机制先后作用的结果。     

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规则国际化的过程中,放松规制政策与改革审批制度已经成为各国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之际开始的行政制度改革运动实际上构成全球放松规制政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从规制政策理论和制度框架出发探讨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路和途径.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高度附属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以单位身份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也是一种城乡二元结构化的制度设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理念、制度框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思路,应当是从简单的模仿学习向应对本国的社会风险和解决社会问题发展,从经济发展的单一制度目标向经济—政治—社会多元目标发展,从国家主体向国家—市场—家庭等多元主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