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问题与对策

探索“数治”新范式下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对于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意义重大。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治理机制不顺、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平台混乱及制度保障不力等治理难题。随着全域“数治”的发展,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借助“数治”新范式,从多层级协同架构“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多元化协同重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主体、多数据协同搭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平台、多制度协同打造“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保障、多指标协同构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考核体系,从而实现以数治化撬动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再造。     

基层数字化绩效考核的赋能路径及运行基础——基于浙江A县B乡的实地调研

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将“以人促事”的县域智能政务系统数据导入“以事考人”的乡镇人员能力指数测算，可实现数字化绩效考核在基层的创新应用。基层数字考核能在工作考核全过程化、人员考核全覆盖化、奖励惩罚精准化、提拔晋升可视化等方面增效赋能。基层数字考核的运行需要嵌入当地治理结构，需要与项目自主、容错空间、权责匹配等其他治理元素相互支持和配合。     

基层政治生态优化与基层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基层政治生态是基层治理的环境基础,通过对治理主体行为模式的塑造影响着治理的最终成效。当前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村官腐败、村霸横行等问题都与当地的基层政治生态破坏有关,只有通过政治生态的改造才能更好地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实现公共目标,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处于转型期的农村政治生态的开放性更高,政治生态结构和政治生态文化的问题使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矛盾更多。这就需要从组织、制度和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基层政治生态,以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让“治理”回归“常理”：基层运行“内卷化”的组织学归因与调适

组织设计及其运行的基本规律可谓组织学的“常理”，基层运行中出现的“内卷化”症状是对组织“常理”的背离。对标科层组织理论所建构的完整严格的规章制度、分工分层的权责体系、非人格化的人事行政等规范性“组织特征”，可发现基层组织运行中产生的走“范式”丢“新意”的路径依赖、强“迎合”弱“作为”的形式主义、重“痕迹”轻“功绩”的痕迹主义等实然性“内卷症状”。“内卷化”现象发生机理包括组织制度性压力下的结果导向逻辑、组织层级性压力下的责任规避逻辑、组织职能性压力下的责任异化逻辑、组织体制性压力下的权责失衡逻辑以及组织晋升性压力下的求稳行为逻辑。为了使组织运行回归组织设计的“常理”，可从权责均衡的平稳运行力场、问责容错的担当弹性空间、务实回应的队伍晋升机制、回归正轨的组织价值重塑等四个“切口”来寻求治理调适路径。     

以党建引领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效能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高校确保深入贯彻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基础,是高校治理工作的推广者、执行者、带头者和依靠者,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党建引领提升高校基层治理效能,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根本要求,更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大课题。全面促进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着力从发挥党员主体力量、完善党政发展机制和坚持以师生为中心等方面发力,科学有效提升党建对高校基层治理的引领作用。     

基层痕迹管理异化的弊症、成因与矫治

在实践中,痕迹管理一旦过分强调留痕而不重实绩,就必然会异化为“痕迹主义”。基层痕迹管理异化通常表现出本末倒置、官僚做派、苛求本本、虚假充数等弊症。基层工作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层层加压式管理、“唯痕化”考核方式、种类繁多的督查检查等因素是导致基层痕迹管理异化的现实成因。要想有效矫治痕迹管理异化弊症,亟需坚持以“实绩论英雄”的工作导向,切实为基层留痕降压减负,设置系统科学的督查考核体系。     

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基层政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形象”政府,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平台”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终端”政府,是实现全民守法的“窗口”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焦点”政府。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改革现存的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其关键环节,需要从治理理念、加强法制、强化监督、理顺机制等多方面综合治理。     

治理容限：基层治理创新的微观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产生以及基层治理制度、规则、结构为何在不断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考量环境因素,也要考量“治理创新”的技术本体。基于乡村治理变迁,以“治理技术”的微观视角提出“治理容限”这一概念,并从时空向度和效用向度构建起一个分析框架。从乡村治理变迁历程来看,任何治理技术在内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与行动者因素影响下都会面临治理超限困境,而治理技术的自我优化与重新建构将是化解治理超限困境的有效方式。理解“治理容限”能够为一些地方过热的治理创新冲动提供“冷”思考,在基层治理改革与创新过程中,追求“良好匹配”比追求“最佳实践”更重要,也只有形成与当下的基层社会“良好匹配”的治理技术,才能使基层治理现代化更加可行。     

组织化治理:基层督查领域“减负”梗阻的消解

当前督查工作存在名目繁多、频率过高、重留痕轻实绩等问题。党中央明确提出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充分体现了为基层减负松绑的决心。选取成效和问题都比较突出的脱贫项目督查领域,通过J县案例研究,分析了"规则下乡"过度弥散,法治化程度低和社会化治理能力不足对规范基层督查工作的制约和阻滞。提出情感提升、案例供给、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多管齐下的组织化治理策略,消解基层"减负"的梗阻。     

新时代上海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及思考

基层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所在、重心所在、支撑所在。进入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政策议题和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城市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上海把握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从党建组织引领、价值引领、“四治”引领、路径引领等方面总结了上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当前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探究提升党建引领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旨在为上海更好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参考借鉴。     

去“过密化”现象的微观分析——以鄂中小黄村为个案

在鄂中小黄村的田野调查中,我们看到了小黄村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和农民的兼业现象,这同样也是一种反过密化现象。在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的关照下,我们得出小黄村一反传统农业的过密化,实现了对过密化的突破,农村经济实现了有发展的增长,这种影响也给村民生活带来了不少变化。     

提升公众参与首都基层治理制度实效

公众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高质量的公众参与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首都北京以接诉即办改革为牵引，通过进一步畅通诉求表达的多元化路径，激发公众参与的内源化动力，深化公众诉求数据的智能化分析，提升公众评价的科学化水平等途径，不断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在推进公众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有效引领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     

基层治理法治化视野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从政治引领、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利益整合、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相比,基层党组织在法治观念、依法办事能力、法治人才队伍、工作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按照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增强基层党员干部法治观念,提高基层党员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充分发挥利益表达作用,创新法治宣传教育,落实责任制度。     

“三治融合”: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向,应当放在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中全面理解。新征程新挑战要求我们以更加成熟的治理体系和更加高超的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不断展现新面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层社会基础、重塑基层社会形态。一方面,“三治融合”有助于实现多元共治、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重塑目标,有助于妥善处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六个基本矛盾;另一方面,“三治融合”本身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同时,面向未来的“三治融合”建设也指向重塑基层社会的十大议程。本文基于浙江省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建设实践,讨论为什么重塑基层社会是可行的,以及重塑中国基层社会的具体路径和未来议程。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调查与思考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各地区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离基层干部群众的期盼还有距离,形式主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在分析问题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文山会海、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具体举措,加快推动基层减负工作落细落实。     

乡村和谐治理的内在逻辑——两种不同基层治理现象的思考

在浙江的基层治理中,因治理不善、不公而导致的矛盾对立与群体性事件和村域范围内世代相传的、持续的公平合作与共享并存。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现象以及治理绩效其内在原因和演变机理如何？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从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具体分析了基层治理中暴力冲突与村域范围内的和谐治理之间各自的演变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和谐治理的客观必要条件,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乡村和谐治理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新时代,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也是应对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多样化、社会结构异质化、社会风险聚集化的客观要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凝聚价值共识难度大、体制机制不健全、本领恐慌等一系列现实困境,需要从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制度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资源引领、技术引领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     

基层简约治理何以失灵?——以A省C县“一村一警务助理”为例

打造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赋权社会激活基层社会内生力量的意图在多层行动者的行动张力下产生偏差，导致置身一线治理情境中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因无力调适权威逻辑与基层社会的紧张关系而选择逃离。多层主体行动逻辑的抵牾本质上源于国家治理机制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摇摆，使融合国家正式治理与乡村内生资源的基层简约治理创新被科层体制外部化。实现基层治理的简约高效必须突破层级化科层节制，重塑内外均衡的治理情境。深入推进组织调适、政党统合、权责耦合与主体激活机制建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理顺科层体制内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构建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双向赋能的基层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