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罪应当废止

嫖宿幼女罪就其性质来看,实为强奸罪中的奸淫幼女情形,其侵害的法益主要还是包括性自由权在内的幼女身心健康.由于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其法定刑的设置也不符刑罚目的,更有违平等保护的刑法价值观,因而刑法应当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行为回归到强奸罪中去.     

论嫖宿幼女罪之司法适用

嫖宿幼女与奸淫幼女型的强奸是一种想象竞合,在一个行为同时符合两罪的犯罪构成时就应该从一重处罚。嫖宿幼女罪保护的是幼女之身心健康与社会管理秩序之双重法益,特别是嫖宿行为中支付嫖资的情节并非其减责事由,因为这种情节既不是违法性减轻事由（所保护的法益并未因此受到较小之侵害）,也不是责任减轻事由（行为人之主观恶性并未有任何降低）。相反,这种给付嫖资的行为恰恰是一种容易引起社会之仿效的加重处罚理由。因此,对于嫖宿幼女罪的司法适用,不论从法律解释、立法目的还是其与强奸罪的关系来看,都有其单独存在之合理与必要。     

也论嫖宿幼女罪的存废

嫖宿幼女罪就其性质来看,实为强奸罪中的奸淫幼女情形,其侵害的法益主要还是包括性自由权在内的幼女的身心健康.刑法规定嫖宿幼女罪,等于从刑法方面将幼女分为卖淫幼女和非卖淫幼女,这有违平等保护的刑法价值观,而且其法定刑的设置,也不符刑罚目的,所以,应当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行为回归到强奸罪中去.     

嫖宿幼女罪模式新探

近年,社会公众对嫖宿幼女罪争论很大。由于对象的特殊性,立法者将嫖客纳入刑法,嫖宿的本质并非是否存在金钱,而是奸淫。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模式,即是否存在有三方关系的商品交易模式。我国司法解释对本罪的主观要件采用主客观相统一标准,英美的严格责任更能体现对幼女的保护。刑事法律不同于民事,侧重点不同,民法侧重关系,刑法侧重对行为的处罚。社会公众对本罪的质疑折射的是对司法的不信任。     

嫖宿幼女罪设置合理性初探

嫖宿幼女罪,因其侵害法益及犯罪构成的独特性,而被《刑法》赋予重点定向打击嫖宿幼女行为的特殊使命。它与强奸罪并行不悖,分段规制,共同构成了我国惩处性侵女性的相对严密的刑事法网。嫖宿幼女罪只是针对普通嫖宿幼女行为而言,对于具有严重情节的嫖宿幼女行为,仍应回归强奸罪;嫖宿幼女罪独特的行为构造,使得在该罪场合,其刑事责任可以被分担给一个以上的不同刑事责任承担主体成为可能。     

驳嫖宿幼女罪取消论

我国多数学者批评刑法中嫖宿幼女罪之规定不具合理性.从先解释论后立法论的立场出发,应尽量通过对实定法的解释,实现法律规定内部的平衡与合理.我国刑法的嫖宿幼女罪在保护法益和行为结构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因此将其作为独立罪名规定具有合理性.作为嫖宿幼女罪法定刑参照系的并非强奸罪的法定刑.通过与和奸幼女行为、非强制猥亵儿童行为的量刑范围进行比较,本罪的法定刑也具有合理性.     

对嫖宿幼女罪存废的法理思考——以维护幼女合法权益为视角

随着习水8·15案件的发生。对“嫖宿幼女罪”罪名存废的争议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从维护幼女合法权益的视角．应将保护幼女身心健康作为选择嫖宿幼女罪存废的最高价值目标，并基于此价值导向废止嫖宿幼女罪的罪名，而统一归入《刑法》第236条所规定的强奸罪。     

从习水案探析嫖宿幼女罪

习水嫖宿幼女案引发了公众和学界对嫖宿幼女罪的质疑,认为该罪是对卖淫幼女的立法歧视,应予取消。从立法来看,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奸淫幼女）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是为了保护特别场所的幼女和打击、消除儿童色情业,本罪的设置是合理的。     

嫖宿幼女罪“污名”化幼女论质疑

嫖宿幼女罪不应当废除.嫖宿幼女罪规定的是基本犯,属于重罪.强迫卖淫罪的加重犯,而不是强奸罪的加重犯,理应可对嫖宿幼女罪的加重情形适用,因为嫖宿幼女的行为既是性暴力行为,也是性剥削行为,本罪的设立与法定刑设置,恰恰体现了保护儿童优先原则的刑事政策,嫖宿幼女罪不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说法不能成立.嫖宿幼女罪属于专业性术语,任何语言都有其表达的局限性,将嫖宿幼女罪上升到是对幼女的公然歧视的“高度”,有夸大之嫌,因为由嫖宿幼女罪并不能推导得出幼女有刑事法上过错的结论;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既可适用于加害人行为的认定,也可适用于被害人行为性质的判断;幼女承诺无效,但并不意味着对幼女“承诺”所涉的行为不可以进行评价.嫖宿幼女罪涉及的是对幼女行为的描述;行政法规上可对幼女卖淫行为规制的现实与实践,也证明嫖宿幼女罪有污名化幼女的说法难以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造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借鉴德日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有其合理性基础与必要性前提.     

嫖宿幼女罪的困境及其突围

嫖宿幼女罪立法存在用词不当,刑罚失衡;因罪名不能承载社会谴责,忽视被害人权益,立法过于理想,忽视司法现实等价值偏失。其问题根源在于我国刑事立法存在合法性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嫖宿幼女罪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技术与价值两方面对其予以完善。     

信用证犯罪的法律适用

由于信用证本身的结算程序比较复杂、繁琐 ,信用证业务的进行受制于特定的商业、经济以及政治、法律环境的作用和影响 ,其整个运行过程必然会受不同国家法律调整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的影响 ,从而可能诉诸法律寻求司法救济 ,以致不可避免地产生在信用证问题上适用法律的冲突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不是禁止刑法解释,只是为刑法解释界定了合理的空间。刑法解释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坚定不移的定律。即刑法解释又要在已定的刑法规范中得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结论。     

我国军人法律地位的法理分析

军人法律地位是指军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对军人法律地位的界定应以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原理为理论基础,从军事法价值理念出发来进行.确立军人法律地位的过程是一个对实然军人法律地位进行辩证否定的过程.     

浅析当前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的心理特征及法律控制对策

公职人员实施经济犯罪行为 ,是其特殊的心理动机所支配和驱使的 ,只有认清和把握这些心理状态 ,并建立起完善的防范和矫治经济犯罪心理的法律控制体系与制度 ,才能从根本上对经济犯罪行为的滋生和扩张做到防患于未然 ,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制裁经济犯罪 ,警示具有潜在经济犯罪心理意识的其他公职人员 ,健全完善廉洁自律的法治体系。     

关于贿赂犯罪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贿赂罪是多发罪,包括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是检察机关多年来立办案件的重点。但综观现行刑法典对贿赂罪的规定,在法律要件上太宽泛,过于笼统,脱离办案实际,导致司法实务中存在相当多的困惑:何为“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如何把握?如何认定“财物”的具体内容?行贿罪与受贿罪为何不同罪同罚?     

论两岸夫妻财产法律冲突及解决

大陆和台湾隔绝了数十年,各自形成不同法域,造成两岸间特殊的区际法律冲突,而如何适用法律解决冲突成为两岸重要的课题.1992年台湾颁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2010年两岸先后修订和新颁布了<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成为解决两岸夫妻财产法律冲突的主要依据.为了两岸关系的...     

“人性论”与中西法律传统

从“人性论”的角度进一步探索中西法律传统的成因,认识其差异所在,并期望有所收获。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法人人格的刑事否认原理

一人公司制度的引进和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在公司人格、责任能力及其责任形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理念和适用的新问题。基于企业的经济学原理和契约性质，法人性质的实在说和代理人理论较好地解决了法人人格的有机组织体、独立的意思和行为的论理基础，并由此扩展到法人独立的刑事人格、犯罪能力和受刑能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主体的原理以及单位人格的部分否定都要求对现行单位人格的刑事否认制度进行反思。在揭开公司面纱，直接追究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得追究其单位人格责任。     

试析中国法律援助模式的选择

法律援助是国家为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实现而设置的一项制度。我国自 1994年初由司法部正式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化的管理和监督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本文拟对法律援助的现状、法律援助的本质及我国法律援助的模式选择等问题作以探讨 ,为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