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善治途径探析——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善治"理念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积极探索我国政府的善治之路",善治"理念作为政府治理的最高目标,其根本特征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功,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过去的20年中,在坚持"好政府"的原则下,新加坡政府在追求政府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善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治理视域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路径探析

在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动态稳定与和谐的战略考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既是有效应对和治理纷繁复杂社会公共事务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和实践的价值标尺,秉承善治理念,积极推进民间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建构现代合作共治网络结构,应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协同治理视域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探析

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已步入协同治理的时代,在全社会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政府、农民、村两委、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从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出发,以协同治理为研究视角,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系统研究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     

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思维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的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循环经济时代政府管理角色定位

循环经济时代社会治理范围的扩大与公共管理的强化,以及公共福利涵义的拓展,要求政府重新确立管理角色。同时,也要求扩展政府管理角色理论的研究领域,使之不再局限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为追求一般意义上的 GDP 增长率而定位,而是要围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从边际上为公众提供福利与生活环境、治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作为自身存在的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既要寻求一种公众与自然的伙伴关系和合作互助的新途径,又要进行社会事业改革。在多渠道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基本职能和确立领导社会发展的形式,加强合作协调机制以引导社会各种力量控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中形形色色的无形成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平衡之间找到对接点,既体现发展的一面,又重视互补性,实现社会经济、合理利用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共生联动,构建一个全新的公共治理体系。     

善治视阈下的责任政府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进路

为了避免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双重困境,需要建立一个有效、有为、有力、有责的现代责任政府,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现实逻辑则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内涵和实践动力。当前,应在善治基础上建设理性、生态、有为、法治、民主、协作的责任政府,建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动、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多元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公正、市场提高效率的治理模式,从而使政府治理体现善治要求的权力分享的内在本质属性和市场经济治理要求的公平、自由、效率、法治、生态,最终实现经济治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     

循环经济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传统的生产经营、社会管理、消费方式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要求。综观循环经济取得成效的西方发达国家,其政府无一例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政府应当通过实施一系列引导和迫使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立完善资源环境合理有效利用的制度以及产业发展的环境评价机制,促进循环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论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应然角色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体制"的解体、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城市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的治理结构、新的治理环境,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才能使当前正在进行的社区建设顺利发展下去,才能充分发挥社区的功能优势?本文借鉴治理-善治理论,并在该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下对政府的应然角色进行深入探讨。     

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问题已延伸至网络领域,网络空间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提供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需要予以有效回应和处理。基于该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面临的风险,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散化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转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内部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治理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性、合作互动性与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建立有限政府、注重社会力量的培养等方面在价值追求上有契合点。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服务型政府内涵和特征的界定,探讨现阶段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如下:要保证政府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促使公民社会的壮大,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打好基础;促进信息透明,加强法制建设,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治创造条件。     

风险治理视域下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变革与运行机制创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风险社会更加鲜明地成为时代内涵和治理背景,需要地方政府发挥变革主动性和创新能动性,让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更具有精简性、协同性、快捷性、高效性。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变革应当在领导结构上体现控制导向和集中指挥,在形态结构上搭建促进协同的矩阵平台,在能量结构上加快与外在环境和多元主体的交互交融,在技术结构上实现对高效便捷的有力支撑。同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预算模式,优化人事管理,完善政府购买来保障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变革,从而推动服务型政府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治理理论视域下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以不丹为例

在这个寻觅幸福和善治的"后GDP时代",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追求国民幸福为执政目标且真正成功实现的国家——不丹,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衡量发展标准的"不丹模式"对我国的善治政府道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试从治理理论出发,通过不丹幸福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从政府的合法性、责任性、法治、有效性以及社会资本的良好传承等方面对不丹模式进行深入剖析,试寻找出有益于我国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路径。     

循环经济与政府的政策选择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政府重要的决策目标,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有效运行依赖于政府、企业和公众形成合力,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应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在规划、政策、法规和技术等方面发挥规范、引导和协调职能,以创造完善的市场环境,有效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发展阶段与政府循环经济政策

文章以经济过程排放的废弃物数量为主要指标，把循环经济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循环经济起步阶段；废弃物排放量逐步减少——循环经济发展阶段；废弃物零排放——循环经济成熟阶段。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在不同阶段循环经济发展事实的介绍，分别概括出三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以及政府循环经济政策的演变进程；通过对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政府循环经济政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通过对循环经济生态系统三个操作层次的研究，提出了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的循环经济政策。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数字经济视域下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与逻辑

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挑战,探讨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政府角色与边界,提出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逻辑和路径。从特点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数字化的经济形态、平台化的市场模式、要素化的海量数据、泛在化的技术载体和多元化的协作协同等特征,在安全治理、平台治理、数据治理、技术治理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带来挑战。因此,政府需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找准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角色,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在数字经济视域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分为“治理1.0”“治理2.0”和“治理3.0”三个阶段,价值取向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具体可从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治理、平台经济治理、多元协同治理等路径,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并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