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村社理性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对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经济危机具有软着陆载体作用。本文认为,对中国这两大比较优势之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变化的研究,有利于中国软实力之内涵性提升。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新农村建设的失范与理性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明确主体,发挥各级政府的作用,避免在实际中出现形式主义等不良现象,理性地规范行为秩序。     

缘水而起：一个彝族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互动关系研究

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水也是研究基层村社政治秩序变迁的一项重要维度。文章以子君村这一彝族村社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治水视角切入,通过分析子君人治水格局的变化,探讨并呈现其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从初创直至最终衰落转型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性变迁。在农业社会中,水是构成村社政治秩序的关键性要素,亦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基于原有治水秩序所衍生的村社秩序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内驱与外引：层级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贵州省石阡县S村“村社合一”的个案分析

乡村有效治理是一个多层级、有重点、分阶段的“内外兼治”过程,既要有外部引领,更要有内生动力。当前,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条件,乡村内生动力的生发更多地有赖于具有能动性的乡村内部主体,并集中表现为一种“领导激活—资源整合—治理内化”的驱动机制。在乡村治理的操作层面,村干部的变革型领导力是有效激发村民内生发展动力和乡村自主治理潜力的内生驱动力;在乡村治理的组织层面“,村社合一”是有效整合乡村既有和潜在资源的核心组织模式;在乡村治理的制度层面,党建引领村庄多方主体参与共同生产,是有效推进村庄治理内化的重要参与方式。乡村治理三个层级的统合推进,将整体驱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     

推进新农村建设破解“三农”难题

近几年来，“三农”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依然存在，如农业面临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和市场约束问题，农村面临的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和体制性障碍问题，农民面临的收入水平低、扩大就业难和权益保障问题，都还十分突出。加强对农业、农村的保护和扶持，加强对农民的关注和支持，既紧迫，又必要。只有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从根本上破解长期困扰“三农”的疑难问题，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     

反思理性: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

在考察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过程中,本文理出了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反思理性"的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轨迹,并主张以反思理性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同时,本文对公共治理的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形态和开放性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治理的反思理性。     

浅析当前乡村治理困境与破解思路

当前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完全瘫痪。基层政府治理旧体制是导致目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深层次根源,给乡村治理带来“负效应”。农村税费等各项改革不断稀释着基层治理行政性色彩,推动治理旧模式的解构,同时合理体制供给出现断裂,基层积极治理功能呈现“零效应”。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是乡村治理困境的决定性因素,村民自治机制流于“无效应”。本文以重塑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完善村民自治和理顺其运行机制为核心、以推动基层治理组织层次间的功能耦合为重要手段三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南京农村基层干部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通过对南京农村基层干部的问卷调查,从农村基层干部自己的视角概括出南京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加强农业发展规律研究,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培养新型农民的步伐,切实提高农民增收创收的能力;完善基层干部的考核制度,积极发掘新农村建设的动力。     

破解“三农“难题的新思路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为了做好"三农"工作,逐步实现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破解 "三农"难题第一,改革政府公共财政,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事业 ;第二,重构政府农业管理部门的组织结构,建立"三农经济综合管理局",培养专业的"三农"管理人员;第三,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新农村建设.最后指出,我们只有坚持以人(农民)为本和科学的发展观,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才能逐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     

从“善秩”到“善治”:新时代“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优化路径

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自治、德治和法治追求的都是善秩,在治理成本、稳定性、治理效能方面各有优劣。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传统乡村治理巨大变迁、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亟需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有待整体优化等现实问题,乡村秩序亟待重构。从“善秩”到“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多元规则良性发展、多元载体融合共生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新路径。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破解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面临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村民自治运转失灵、农民利益表达梗阻、乡村公共服务匮乏四重困境。引发困境的因素有压力型体制侵扰、财政体制缺陷影响、公共决策参与渠道不畅、监督制度乏力四方面。合作共治是破解困境的基本进路,应该引入合作治理思维、建构合作型治理机制、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和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型模式等。     

三农战略新跨越: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时隔12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针对三农工作的新的战略目标、部署和要求。乡村振兴战略与新的主要矛盾、新的战略安排、新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契合,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战略导向和全局意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期间,三农工作取得巨大成效,推进乡村发展的有利因素不断积蓄,并且在思想、实践和人员方面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极大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此,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应该在思想上重视,在组织上保障,在制度上支持,从而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组织理性视野下的社会主义学院“正规化”建设

社会主义学院“正规化”建设,是组织适应内外环境变化,履行自身职胄甑寻求发展空间的努力,是组织理性的一种表现。要做好“正规化”建设,关键是把握现有体制对组织的要求,减少外部需求与内部结构的隔膜度,注重组织的内部整合,以文化建设统领社院“正规化”。     

昆山的三种农民合作社——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介绍了近期在江苏省昆山市农村出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合作社和社区股份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试图揭示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通过适当形式的联合和在现行制度下的创新,广大农民是可以参与这一进程并从中分享收益的。     

邓小平的“三农”思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邓小平的“三衣”思想给中国农村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想正是党中央在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二者具有历史逻辑上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因此，深入理解邓小平的“三衣”思想，有助于从容应对农村改革中的机遇和挑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乡村技术治理”的“三重追问”

“乡村技术治理”是一个全新的命题,理解这一命题,需要三个视角。从其本质来看,它倡导运用“科学管理”塑造乡村治理体制,依托“专家群体”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借助“治理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从其价值指向来看,它强调以“科学管理原则”解构“经验管理”,以“专业治理”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通过“治理工具的技术化”提高治理效能;从其实践举措来看,它需要推动“技术下乡”,促进“技术赋能”,以达到“技术赋权”的最终目的。     

毛泽东解决“三农”问题基本思想初探

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民为主体,解放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素质以及通过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来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实现农村的发展,农业的进步和农民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上是具有奠基性和开拓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