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会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探析

家庭教会的形成原因主要有教义因素、三自教会自身因素及敌对势力恶意宣传.家庭教会分为组织严密的团队型和松散型两种,其中团队型家庭教会政治色彩较浓,具有发展为邪教及被敌对势力利用的倾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当将大多数家庭教会成员视为积极因素而善加引导,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使家庭教会走上合法登记并接受政府有效监管的道路,这是引导家庭教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重要环节.     

论社会转型与中国政府改革

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应在全面转型过程中努力营造和保持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为此,中国的政府改革要进一步拓宽改革的视角,转变改革思路.市场经济不应成为政府改革的惟一着眼点,要立足于市场经济又着眼于社会转型,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管理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不断明确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个体化与一体化:三代视域下的代际关系

以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分析三代人代际关系的不同表现,指出中国式个体化的重要特征为"与过去脱嵌、和未来一体"。对已经开始与传统脱嵌的个体而言,血脉延续所蕴含的未来维度具有"超越"意义和强大的嵌入功能。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叠加效应,形塑了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不平衡状况和中国式的个体化过程。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无限投入,既顺理成章又无可奈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尤其是在人口政策出现新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或许会出现新的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方略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外交战略环境,主动谋划,积极进取,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战略新理念,并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新的风格、呈现出新的特点。然而,中国发展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外交正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亟须进一步加强从以往以利用机遇为主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转移,从压力之下的反应型外交向主动作为的动力型外交转型,完成从"乘势"向"做势"的转变。     

建国初期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及其价值取向

"统筹兼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方法既提示了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特性;既来源于实践,又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老子"欲不欲"的理欲观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第一个深入地探索了宇宙的本根问题,建立了以"道法自然"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与"自然"之道相应的"欲不欲"的理欲观,并把它贯彻到人生的各个方面.老子的理欲观既具有唯物的、辩证的特点,又具有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它对后代理欲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嬗变与重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分析

公共服务是国家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经历了从"集权熔合—公平至上"型模式向"解制分立—效率优先"型模式,并最终向"多元竞合—均等共享"型模式嬗变的历程。模式转型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的革新。回溯中国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历程,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解析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探寻其进一步创新的现实路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边界的重塑、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行政伦理的模式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构建公共行政伦理,因为影响当前中国社会和谐的诸多问题都与公共行政伦理的缺失有关.公共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是权责平衡,权责平衡有其质、量、度三个基本方面.对于当前中国的转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政府及其官员既行使较大权力又承担较大责任的"高高模式"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政党的民族化”: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考源

"政党的民族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渐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化转型,成为既秉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同时又带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化政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代性、民族性与阶级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与阶级性,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论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当代意蕴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资本既具有破坏性创造,同时又具有创造性破坏.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它的"双重效应":一方面是解放人的正效应,另一方面是奴役人的负效应.这种"双重效应"也给当代中国提出"双重任务":既要承认资本、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又要驾驭资本、规范资本、超越资本,尽力让资本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与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需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源于发挥了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不仅国际上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而且又迎来了金融危机造成的"不确定时代"。世界经济面临两个考验: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否告别印钱时代;第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能否顺利转型。由此中国的发展需要转型,而转型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从价值理念到制度构建——密尔政治思想的逻辑转换及其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启示

从<论自由>的写作到<代议制政府>的出版,J.S.密尔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次逻辑上的转换,即从"体"到"用"的转换.此种转换彰显其既关注自由的价值理念又注重为实现人类的自由而进行制度建构的整体性的政治思想.今天,我们重读这两部光辉的著作,通过探索密尔政治思想的逻辑转换的过程,来寻觅其政治思想的旨归,这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当然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9-2009):两个“30年”的比较与启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建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收获了重大成果又遭受了比较多的曲折和比较严重的挫折,是经验教训并存的30年;后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成果,是成就非凡的30年.比较研究前后两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际遇及特质,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话语转换看中国共产党的观念转型

通过对关键词的数据统计以及文本分析不难发现,1978—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观念转型经历了从"革命"——"调整"——"改革"的演进过程。这一转型过程实现了从革命观念向执政观念的初步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既保持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又消解了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破坏性和革命性的内容。改革观念的确立,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宽容性,有利于意识形态的创新。     

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与制度自信

中国从传统国家管理(统治)模式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既具有现代化语境下国家治理的一般特征,又极具中国特色。从当前我国实际出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发挥市场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发挥法的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发挥财的作用,坚持依财控权;发挥党的作用,坚持"以党领政"。     

无声的转型:我国省部级正职领导概况分析(1983-2013 )简

30多年来,我国省部级领导群体出现了向年轻化、合理化的结构转型,向高学历化、专业化的知识转型和多元化、开放化的职业发展路径转型.这一转型对推动和巩固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83年和2013年在任的省部级领导的个人资料信息,力图将这一转型呈现出来,为研究中国干部人事管理和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借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的科学性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具有现实依据,又具有理论依据;既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又符合理论逻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客观必然性。     

“中华福音团契”活动的新特点

"中华福音团契"在其14年的发展中,逐渐由乡村走向了城市,由气势汹汹转变为"和风细雨".由单打独斗转入"中国家庭教会",由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心态转变为争取合法地位的强烈愿望.这一系列的转变充分突显了其不稳定性增强、教育转化价值较高的特点.也说明了信仰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取缔非法宗教组织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和谐建设

社会转型时期和谐问题尤为突出。中国社会转型极其复杂,在纵向上是双重叠加,即在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也开始了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在横向上是多重复合,不同地区经历不同的转型。中国转型中产生巨大社会制度冲击和价值冲击,尤其是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中国的和谐建设既要重视传统转型中的制度建设,又要重视现代转型中的价值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