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要集中精力抓落实

2005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这是党中央从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全局出发，为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根本举措。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法部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

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它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党中央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工作力度的根本举措。贯彻落实《实施纲要》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司法行政系统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主题和灵魂。按照中央要求和中央纪委部署,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现就贯彻落实《实施纲要》提出…     

依法执政与执政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纲要。依法执政是加强执政能力的必然结果。因为“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策”,将执政党的政策作为立法的基础,使之条文化、具体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改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表现。     

贯彻落实《实施纲要》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学习《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几点认识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党中央在总结实践经验、科学判断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深化。▲党中央对起草《实施纲要》高度重视,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特别是吴官正、何勇同志亲自抓。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实施纲要》的起草过程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实施纲要》立足全党,着眼全局,总体规划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认识。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党执政的条件、背景、内涵、方式、机制都将会出现调整和变化。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索新时期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以创新执政理论和执政方式。执政的一般规律主要是，权力监督及制约规律；人民至上及授权的规律。执政的特殊规律主要是，一党执政的规律；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规律。对于执政规律的研究不能忽略不同性质的执政党之间也必须遵循执政的一般规律的要求。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的执政规律，既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更要将其置于世界大背景之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执政治国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成果，这样才能高起点地提高执政水平。     

依法执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把握执政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客观需要。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关键是依法授权,核心是依法用权,保证是依法监督。依法执政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从事执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而不只是或主要是执政党自己的政策;要求执政党通过法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执政,而不是直接通过执政党的组织形式执政;要求执政党应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而不能打乱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     

执政为民与依法执政

一、执政为民的根本保证是依法执政执政为民的根本保证是依法执政,只有严格依法执政,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①”同时,《决定》还进一步指出,要把依法执政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提高依法执政水平。可见,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依法执政体现出来,又要依法执政来保证实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依法执政、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其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加…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依法执政研究

面对新形势下党的执政条件、任务和环境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从宪政制度设计和立法上保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其次要理顺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实现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合理对接，进一步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其产党执政与领寻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指明了方向。     

依法执政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的基本执政方式,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是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依法执政,才能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加强和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才能不断完善民主与法治,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