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其当代意义

斯大林主义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其形成显然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今日普京变革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与苏联新经济政策后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讲,用新的语言和符号包装起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再现未必是不可能的。     

去激进化反恐策略的“印尼模式”评析

去激进化是"柔性反恐"理念得以实践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作为东南亚的伊斯兰大国,印尼政府结合国内实际,长期致力于开展去激进化领域的各项工作,并在机制建设方面独辟蹊径,逐步形成富有特色的"印尼模式"。相比其他国家的去激进化策略,"印尼模式"的理念建构更为现实,实施手段更具针对性,且充分整合、利用了政府内外的资源。与此同时,该模式在运作过程中也凸显出诸多弊病。在推进去激进化策略的过程中,"印尼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斯大林时期苏共执政合法性资源评析

斯大林时期,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资本主义的负面合法性四个方面。当然,斯大林及苏共的一些失误和错误给苏共也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成为侵蚀苏共执政合法性的潜在因素。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战后初期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阶段。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确立了战后苏联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为了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合作对象,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出于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先是有计划地将抗联部队部署到东北的战略要地,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由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双轨"性。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可以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     

斯大林模式的根本特征

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社会领域高度一体化的“总体主义”模式。其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由少数特权领导者阶层高居社会之上,代替工人阶级去实行管理的社会,也就是特卡乔夫所主张的那种“少数革命家”统治的社会,而不是先前马克思所预言的由工人阶级自己去实行管理的社会;它是“为”而不是“由”人民自己去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与其把斯大林模式说成是“教条主义”,不如说它是从根本上就脱离了马克思学说的“教条”。     

论俄罗斯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如何看待俄罗斯150多年来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如何看待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性“路径选择”与迈向现代化的整体性世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既展示了其作为后发型、外源性现代化国家所经历的普遍规律,又鲜明地反映出具有显著民族性格和文明特征的特殊性。俄罗斯道路的这种现代普世性与传统特殊性的合一,显示了现代化“路径依赖”的多元维度,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

斯大林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不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到帮助朝鲜进行战争准备。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明显希望中国参战,不断敦促中国出兵,其战略意图在于扩大苏联对远东的影响,加深中朝对苏联的依赖。朝鲜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使冷战从欧洲扩大到亚洲,加强了中苏朝的结盟关系,也加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恶化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俄罗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吗?——兼谈《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对斯大林的评价

本文在严格界定重评这个概念的前提下,根据近年的最新情况,对有关俄罗斯是否存在重评斯大林问题进行综合考察。文章分析了近年牵动斯大林评价变化的三个层面,考察了近年俄罗斯主要政治派别对斯大林评价变化的幅度,特别具体分析了可代表当前俄罗斯主导政治派别(民族爱国派)观点的著作,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所谓重评云云,只不过是部分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从大国主义、强国主义情结出发,对斯大林感情色彩的某种变化,对斯大林臧否向度的局部调整,并不是基本评价的变化和评价实质的变动,因此称不上是重评斯大林。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对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被英美所承认,以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还是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欧洲逐步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妥协。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就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     

在俄华人灰色经营问题解析

灰色经营是指非正规但又被默许存在的经营活动。华人在俄进行灰色经营的领域主要有包棚种菜、在批发市场做买卖和带团旅游。华人在俄灰色经营活动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俄方有意为之的结果。俄罗斯社会缺乏安全感,对外资和外来移民充满戒心;在制定移民政策和引资政策时,总是更多地考量安全。这样就形成了如下矛盾心理:一方面对于外来移民的经营活动存在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又担心对外来移民的经营活动难以把控。对待在俄谋生的外来移民,俄方事实上的行为模式如下:先通过收严合法化空间使包括华人在内的外来劳务移民处于非法境地,然后,一方面默许其灰色经营方式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必要时进行检查和惩处。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化解灰色经营带来的危害,如何使经营方式由“灰”转“白”,就成为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俄罗斯移民政策弊端解析

俄罗斯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其接收各类外来移民(定居移民、劳务移民和留学移民等)的历史并不长。从国民性格角度看,俄罗斯社会缺乏安全感,在制定移民政策时,总是将安全考量放在第一位。俄移民领域的管理因而具有浓重的“强力”色彩,“经济”和“融合”的成分则相对不足。当前俄移民政策领域存在诸多弊端,如融合政策缺失,腐败问题严重,统计工作不到位,移民政策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等。为构建具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俄罗斯学界提出很多建设性主张,如必须为引进和利用外国劳动力制定简单透明的规则和程序;必须使移民政策的实施由单独的联邦非强力部门主管;必须要有保障移民融合的基础设施,维护移民的权利,反对影子就业和社会隔离;公开承认移民对于国家经济的作用,对居民解释实行移民政策的各种动机,创造出移民和社会可以有效协作的氛围。这些主张能否得以落实,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建构非对称竞争优势的尝试: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结构与逻辑解析

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外在形态是“一体两翼”式的政策网络,以《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作为基本战略构想,以数字经济框架内的人工智能“路线图”和人工智能联邦项目建构发展议程,以《2024年前俄罗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监管发展构想》为核心确立监管议程。而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实体结构则表现为在联邦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二元平行系统运作模式,由国防部担任操盘手的军事人工智能板块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闭环系统,而以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为主要操盘手的民用人工智能板块的运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特殊的治理体系源于俄罗斯人工智能战略的底层逻辑,是俄罗斯政府面对战略目标与现实困境巨大鸿沟所做出的现实抉择,这种剑走偏锋的设计虽然取得了部分短期成果,但并未实际解决制约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问题,能否走出一条人工智能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仍有待观察。     

俄罗斯卢布汇率安排的经济效应分析

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汇率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在评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和概述俄罗斯汇率制度演变的基础上,从汇率与通货膨胀、汇率与对外贸易、汇率与资本流入、汇率与外债规模结构变动等方面分析了汇率制度安排及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并简要总结了俄罗斯的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政治社会化的历史分析及启示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传播、维持和改变。一国政治文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相互作用与耦合,但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变量。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韩国社会经历过多次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规范的解体、分化与重组。韩国政治文化及其社会化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受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影响巨大。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三国对韩国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分析韩国政治社会化的历史与现实,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土库曼天然气出口多元化政策与决策机制分析

土库曼斯坦是欧俄能源战略争夺的焦点.土一直在寻求出口天然气管道的多元化,按照世界价格出售天然气,冲破俄罗斯对土天然气运输的垄断.俄罗斯、中国、欧盟和伊朗因素的综合作用将影响未来土库曼出口决策的走向.     

也谈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轫

俄罗斯知识分子问世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看待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本质和特征,怎样评价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知识分子的民族特征、类型及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等问题.俄学界之所以对此争论不休,很大程度上与其对知识分子界定标准的多元化有关:或以社会结构为依据,或以知识分子的特点为出发点,或从知识分子的功能角度.实际上上述种种观点互为补充,应加以综合分析研究.     

泰国政治现代化研究述评——站在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思考

本文批判地总结了20世纪中期以来泰国政治现代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泰国政治研究的三大视角:国家政治制度、地方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权威与文化观念.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研究者囿于东方主义视角,试图用西方的政治概念规范泰国的历史与现实,剥离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所得出的一系列否定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于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和可能性的认识.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只有承认各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被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超越概念与现实之间的错位,做出符合其本来趋势的总体判断.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路径及效用分析

俄罗斯国防工业体从前苏联时期的斯大林模式向市场导向的转型,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军转民实践,充满了曲折和困难,短期内削弱了其经济实力.但俄罗斯也逐渐明确了国防工业体进一步转型的方向,为推动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俄罗斯国防工业体转型的路径,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学解析与启示

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改革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在梳理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曲折历程的基础上,力图运用放宽了假定条件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解读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认为,关于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原因的诸多分析中,历史传统回归论是正确的,所以"可控民主"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