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权力体系——权力新结构走向“定型”

伴随着强大的反腐运动,中央地方权力的重构,领导个人权威的加强,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改革也在发生明显的趋势性变化。这种趋势,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公共治理视域下制约权力腐败的历史叙事——《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问题研究》中的“多元反腐败体系”解读

一、公共治理视域下的权力腐败困境传统公共行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奉行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并认为良好行政的体制是等级秩序化的,人员分等级,接受政府核心领导部门首脑的政治领导。各级行政人员均为技术上训     

权力之上的目标

自由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传统上一直依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这三者间微妙的平衡关系。但近20年来我们的精英已经无法维持这样的平衡,因为经济权力早已脱离政治权力实现全球化,而民主政治往往在脱离过程中严重受损。6月17日的希腊议会重新选举,不过是自1960年代以来困扰西方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严重危机的最新症状而已。今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都想拼命免却一场身份危机,结果却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威胁到当前的社会契约,并有可能毁灭现有的社会秩序。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微博:一种新的“社会权力”在生长

在微博上,无论是微博问政、微博维权,还是微博反腐,都是现实所激发。它们是公民在现实中,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通道比较狭窄,或者被堵塞所开辟的另一条通道。     

权力符号：“献”现象的社会解读

“我爸是李刚”宣语的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下“官二代”的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官员子女对权力符号的继承与运用。传统社会权构化的惯性是“官二代”有意识地使用权力符号的内在驱力;现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封闭趋向强化了权力符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权力符号与社会观念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互动情势构成“官二代”演绎权力符号的人文语境。     

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

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权力和权能配置不合理,公共权力和职业权力因缺乏有力制约而被滥用。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从根本上解决复合性社会矛盾,就应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重构中国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使得公权力能按规范的轨道运行。     

权力符号:“官二代”现象的社会解读

我爸是李刚宣语的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下官二代的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官员子女对权力符号的继承与运用。传统社会权构化的惯性是官二代有意识地使用权力符号的内在驱力;现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封闭趋向强化了权力符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权力符号与社会观念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互动情势构成官二代演绎权力符号的人文语境。     

权力转型与“敦克尔克撤退”

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意味。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问题——关系性权力观的视角

关系性权力观认为,权力关系是行为体例行化了的互动与交易的产物。在权力关系中,并通过权力关系,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实现了关于偏好和预期的信息的互动,并完成了对各自所拥有的资源和事件的控制权的交易,从而获得了解决自身所面临问题的行动能力,同时还实现了对他者行动的影响、控制和支配。与关注权力冲突、压迫和剥夺一面的实体性权力观不同,关系性权力观看重作为不等价交易和冲突性合作过程的权力关系,强调权力关系的整合、使动功能。判断和理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必须首先对具体行动领域的权力关系进行知识的重构。     

官民“性福”背后的公权滥用

贪官的性行为之所以应当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而非黄色故事,那是因为贪官往往通过其放肆的性行为来满足自己掌控他人的权力欲望。这种容易导致公共权力滥用的贪欲,属于一种不能不通过民主法治体制加以约束的政治灾害。     

“小地方”政治

目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制度化水平虽然较低,但权力资源的交易多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利益集团之间尚未形成大规模交易模式。即权力资源交易尚未达到寡头政治的水平。这就使得“小地方”的法治化进程尚有改进的可能。     

厘清权力的边界

权力边界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四大改革的交汇点与中枢环节,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灰色治理”之困

《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语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基层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否稳定的晴雨表。原因似乎很简单:上层和中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法规一样,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是抽象的,而基层权力,则直接和社会、民众打交道,它如何对待后者,具体地、现实地决定着后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的反应。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复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套故事。而基层权力的失控,官吏对民众的侵害,总是它的一个制度性后果,一个引燃社会炸药的因素。它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每一个王朝。     

“精神病”、权力及国家责任

国家能不能、愿不愿承担对那些已经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重性精神病人治疗、监护的责任?2012年9月21日,一名精神病人在上海外滩,突然持刀对两名观光的女子行凶,导致两人死亡。这已经是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的第N起事件了。据相关数据,中国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即通常所说的"精神病人"——已超过1700万。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而是由家属"监护"。有些人游荡于社会,成为公共安全的隐患。从1985年开始,中国社会已经等     

会有一个“失败社会”出现吗?

阶层固化、社会结构锁定,正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制度、政策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时,偏向了他们或者权力亲缘群体的结果。这导致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不正义。无正义,则无未来。     

政治衰败概念的分析与重构——基于“三层次”概念建构法的尝试

亨廷顿和福山提出的政治衰败概念存在着结构欠缺的问题,应当进行重构。概念结构应当由基本层次、第二层次和操作层次构成,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实在论、本体论和因果论的理论。政治衰败以权力失序为本质属性,是一种不同权力之间可以随意且无障碍地进行相互转化的政治变迁形态;其基本层次存在结构性的政体隐患和过程性的权力互斗两个原因变量;其第二层次分别由政治权力内部失衡、政经关系失序、社会政治参与失控,以及权力主体高能动、公共规则失灵两组维度构成;其操作层次由16个有助于展示和分析因果机制的定性指标构成。     

权力与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本文译自美刊《每月评论》2012年3月号上刊登的文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The Great Inequality),作者迈克尔·D.耶茨(Michael D.Yates)系该刊副主编,著有《为什么工会如此重要》、《威斯康星的起义:工人的反击》等著作。文章在分析了美国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美国罗林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埃瑞克·舒茨(Eric A.Schutz)在社会不平等问题上的权力理论。舒茨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人们面临的限制条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限制条件根源于权力,权力会     

从政府规制到社会治理:国外环境治理的理论扩展与实践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有效的环境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关注的焦点。社会环境治理以其在环境标准制定与执行、环境监管与约束、环境改善引导与环保意识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灵活多样的治理形式逐步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历经20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环境治理已在约束和引导企业行为、提高产品溢价以及产生环境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差异,中国社会环境治理的自有特色与潜在困境并存。通过社会环境治理弥补政府规制缺陷,进而改善环境质量是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