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化、权力与国家》的分析范式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分析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用置换概念性的解说模式叙述了华北农村的全貌,用国家和乡村社会的权力互动解释框架建构了一个历史过程,而在这个历史过程的分析之中体现文化的关照性和复线的历史分析方法,使这一描述过程对今天华北农村的理解仍有很大的价值。     

“被束缚的村庄”:单向度的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困境

公平和正义并不是现代国家所独享的价值观,中国农村社会内部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基于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而来的农民公平观和社区正义观。但是,近年来的国家基础权力建设过于重视技术性治理的价值,过度依赖普适性的现代公共规则,阉割了农民的自治权限,使村庄处于被束缚的状态,地方上的公平观念和正义观念失去了秩序生成与维系能力,而外来的规则又没有能够在乡村社会确立起主体性地位,乡村治理困境由此而生。要想为村庄解除束缚,走出治理的困境,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是构建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机衔接的机制,构建村民自治权的包容性增长机制,赋予农民真正的、充分的自治权,发挥地方传统资源的现代治理价值。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乡村社会的福利供给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在乡村地区的实践,不仅包含国家权力渗透的维度,也包含国家公共责任提升的维度。对于乡村社会较高质量的福利供给既是现代国家公共责任提升的重要体现,又以现代国家更为有效的权力渗透为前提。建国后,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福利供给改变了乡村福利匮乏的境况,巩固和强化了国家的统治合法性以及管理有效性。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福利供给虽曾经历波折,但也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获得了显著的改善与发展,意味着现代国家构建在乡村地区已然进入了国家在继续保有强大基础性权力的同时,不断提升和改善公共责任的发展、调适的新阶段。     

冲突与契合：乡村矛盾纠纷调解在法律与文化之间

从古至今，乡村文化深深蕴含着定纷止争的调解功能，展现出法律之外传统文化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人文关怀。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体现在法律运行的全过程，而在调解中引入乡村传统文化则是对法律的社会性理论的深化。然而，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在乡村文化的内在规则与现实社会的法律体系之间引发激烈的冲突与对立，使得乡村文化不能完全切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发展与修复。因此，应深入研究乡村社会的文化特征，分析乡村文化与司法实践的冲突与契合，考察乡村文化介入调解的司法价值，探寻乡村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法律秩序中的重要途径。     

个体化背景下的民间权威与乡村公共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消灭了旧有社会结构中的宗族、社团等共同体,国家权力的末梢深入基层社会,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重新启动、国家力量在制度设计上的退出,社区衰微的状况也在蔓延,面对草根社会中的种种失范状态,国家力量及法律体系未必能够面面俱到地解决实际问题.本文试图梳理学界对中国乡村个体化的研究,并以西方社会学中“共同体”和人类学中“民间权威”两个概念为切人点讨论乡村共同体生活重建的议题.     

"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

＂国家在场＂理论,主要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许多学科将它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家、社会等有关概念的讨论以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国家与民间信仰、国家与宗族等互动关系的探析。这些研究为＂国家在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舶来品＂,＂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仍然需要继续进行学术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检验。     

地方治理转型视域中的西方国家执政党治理经验研究

伴随着西方国家地方治理改革的兴起,政党政治与地方治理的关系、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行为逻辑和实践经验等成为政党研究的重要内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及其权力运行规则决定了西方国家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出作为治理中多元主体之一的特点,它们主要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成为执政党之后通过影响各层级的议会活动推行其理念与政策,在地方治理改革的过程、关系、网络中发挥领导、协调、统合作用。西方国家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中的实践表明,通过提高政党的适应性、强化政党的社会功能、加强政党的自身建设,执政党可以更好地将政党意志转化为公共政策,维护政党的利益,提升地方治理的效能。     

人类学语境下村落社会文化整合研究

对村落社会文化整合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也是社会人类学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切入点。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西方人类学和中国本土人类学者对中国社会文化整合的研究成果以达致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整合模式的认识。文章认为,亲属体系与市场共同体理论是中国社会结构维持稳定的两种基本的分析模式,而民间信仰是解释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整合的结合点。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本土学者则主要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探讨宗族功能及其符号象征在村落社会整合中的文化意义。     

论权力集散与国家演进

权力普遍存在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之中,它有多种形式.权力既可以集中也可以分散.国家的产生是权力集中的结果.自产生以来,国家从众多的权力组织中脱颖而出,逐渐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权力集装器".随着权力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发展,国家得以产生并不断演进.本文试图以欧洲和中国为例,梳理出权力集散的辩证发展和国家演进的脉络,以求更好地理解权力集散的性质和国家发展的逻辑.     

中国传统乡村中的士绅与士绅理论

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绅权是非常重要的权力之一.代表绅权的士绅更成为地方权威的代表,他们使国家的行政权和乡村自治权融为一体,是传统乡村政治的重要纽带.本文在对士绅概念做出界定,并对其权力来源和社会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对作为一种理论视角的士绅理论进行必要的总结.     

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乡村国民意识的形成

明治维新促成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形成,国民意识作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一环,对稳定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创造有益于推行改革的社会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江户末期到明治中前期的改革与维新中,在义务教育、征兵制、地税改革等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渗透的政策中,国民意识被强制灌输给乡村民众,取代原有的乡土认同,国家认同得以强化;其引发的不适作为社会问题浮现出来,又自下而上地反作用于改革,带来国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国民意识中的国民主体性得以彰显,丰富了国民意识的内涵。在二者的磨合与互动中,到1889年明治维新结束时,国民意识在近代日本乡村初成。     

中国初步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政治领域的成就是中国不断地在往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党的方向发展，三者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政治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1978年以前，权力过分集中，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国家；从政府与政党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政党：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中央；从领导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来说，     

东南亚民族志丛书《缅甸乡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

<正>作者通过在一个缅甸村落——抱村的长期田野调查,对村落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如僧俗关系、亲属制度、年龄结构、性别文化、权力运行方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和思考。对缅甸乡村社会结构进行了概念界定以及总体性特征的探讨,提出"强礼仪社会"与"弱依附社会"的概念来描述缅甸乡村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论村落共同体：地方共同体想象的形成及其问题

"村落共同体"概念的兴起和运用,既是对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回应,具有田园乌托邦的色彩;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传统问题场域中地方与中央关系、帝国想象与村落想象的悖论在新的社会时代环境下的延伸。地方士绅和地方自治在"村落共同体"的概念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上"皇权不下县"的地方士绅想象及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构建了对地方士绅相对于中央权力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想象,这种地方独立性的构建形成了具有有机性、封闭性和田园色彩的村落共同体想象,预先设置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关系;同时,也吊诡地形塑着"乡村即是国家"的隐喻。这一双重而又颇显矛盾的预设视角构成了理论上的遮蔽,设置了帝国想象与村落公共体想象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妨碍着我们在当代中国乡村研究和治理中想象一种具有新的可能性的乡村社会形态和地方社会关系。     

现代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乡村政治整合及其变迁

李斌在《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乃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在乡村地区的一项重要实践主题。建国后,中共领导的现代国家通过吸纳政治参与、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展开思想宣传劝导等形式,成功地实现了乡村高水平政治整合，因此得以在向乡村社会深入拓展基础性权力，     

布尔迪厄文化实践的哲学理论研究

布尔迪厄的文化实践理论从狭义的文化活动入手，通过社会区分的结构性作用，衍生出宏观的文化概念，并将其理解为一种可以转变为社会资本的个人风度。文化实践是一种象征性实践，并通过资本、惯习与场域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构建出由文化实践体系与文化再生产体系的三维结构，揭示了晚期资本社会中的阶级阶层运动逻辑以及社会权力的失衡状态。布尔迪厄的文化实践理论在哲学界影响深远，一方面其是一种合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理论延伸，又对后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等哲学流派产生了影响。     

论国家权力的人民性

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属于人民的 ,具有人民性。与人民性对立的国家权力是其对自身本质的异化。不同的社会形态 ,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当然 ,完全一点表现都没有或完全百分之百地表现也是不存在的。在实际生活中 ,人民的力量必须足以约束国家权力 ,使国家权力沿着服务人民权利 ,维护、促进而不是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运行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建构——民间与官方的双向视角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构成和现实形态既凸显了民间理解的约定性,又渗透了官方理解的规定性。同时,和谐社会之建构主要依赖于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它们历史地、天然地嵌合在一起。如此,需要从民间与官方的双向视角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上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明确政治国家在生成以和谐社会为导向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恰当角色。     

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县财政——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湖北省为例

在国家政权建设中,财政制度具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国家职能范围与能力强度的确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其国家权力的触角已伸展到乡村一级,但是财政制度却未能为国家权力的延伸提供有力的支持,使县地方财政呈现出不完全性特征,严重削弱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