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利益拒绝条款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利益拒绝条款,主要用于确保投资协定不被第三国投资者通过"邮箱公司"所利用。近年来,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利益拒绝条款的做法逐渐盛行,围绕该条款的争议也成为国际投资仲裁的焦点问题之一。尽管利益拒绝条款业已包含"拥有或控制"、"无实质性商业活动"等实体要求以及"事前通知及磋商"等程序要求,但在判断标准上仍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需要进一步精确化。我国在投资协定中纳入利益拒绝条款的实践尤以2012年5月签署的《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中的条款最为全面,但同样存在解释标准模糊等适用上的困难。可考虑借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某些术语和方法,对利益拒绝条款的适用条件加以完善。     

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以自由贸易协定为拓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手段

美国重视知识产权的作用,因而通过国内立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知识产权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国际范围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产生了“特别301条款”,并修改了“337条款”,但美国并不满足与此,结果促使了多边贸易体制中产生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但美国仍觉不满,随着推行“竞争性自由化”战略,美国在区域和双边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借助自由贸易协定把美国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写入协定文本。     

国际投资协定(BIT)中环保条款评析

近年来对投资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使得环保条款开始被纳入到国际投资协定,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和区域性组织已有成型的包含环保条款的协定,我国在缔约双边投资条约过程中,可借鉴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投资协定。     

中国国际投资协定的环境条款评析与完善思考

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频频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抵制。在即将出台的《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指南》中，我国应完善我国与他国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条款，明确征收和争端解决等问题，以促进与保护海外投资。未来可在投资协定中加入低碳内容。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研究——以生物技术内容为视角

在生物技术企业巨头的主导下,近年来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竭力维护美生物技术利益集团的利益,在食品、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转基因生物等方面均表现出比TRIPs协议更加强烈的意图,推行更加强硬的做法,对签约国家和地区的生物安全、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威胁.我国应当高度重视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生物技术内容,从维护本国生物安全的角度出发商定条款内容,保护国家生物安全和粮食安全.     

我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对国民待遇的选择

当前我国已缔结128项双边投资协定和12个自由贸易协定,为促进和保护投资以及实现投资自由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衡量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是否将国民待遇扩展至投资准入阶段,我国目前对此仍持保留态度。由于缺少自己的投资范本和内在的统一战略,我国在缔约活动中经常处于被动的地位。在未来,我国应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接受投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并尽快制定投资范本,同时展开条约的清理工作,协调好各个协定之间的关系。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文本的体系化构建

我国以往对区域知识产权议题兴趣较低,相关文本仅为笼统的被动象征。但近年来我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章中纳入了大量的硬性约束条款乃至超TRIPS条款,标志着新时期随着缔约对象和自身条件的变化,我国的议题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对照美欧实践,中国文本仍然存在结构编排混乱、重要规定不一、措辞含义不清等问题。为此,我国亟需推动文本的体系化构建,并整合为硬软条款并行、坚持发展导向的稳定范式。此范式应关注国情需求度与可接受性,注重各个协定的制度一致,体现我国知识产权利益进攻点。鉴于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国际经贸立法的最活跃舞台,此项工作有助于我国产生发展中大国的规则示范效应,渐进把握规则主导权。     

自由贸易协定中劳工标准的发展态势

自由贸易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种例外合法机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度发展,过去20年内全球范围内纳入劳工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在快速增加.更为重要的是,每个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由各该协定成员国谈判确定,且遵循各不相同的争议解决机制,由此形成各成体系的劳工标准发展态势.这种发展态势一方面对劳工标准的实施效力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劳工权利的保护水平;另一方面也正在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在推进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此种影响应有战略考量.     

美国投资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美国投资协定将知识产权纳入“投资”定义范畴,使得知识产权能够获得与其他类型投资一样的保护待遇,将东道国采取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措施与间接征收挂钩,为美国投资者的知识产权拓展了一条间接保护路径.美国投资协定确立的投者者——国家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东道国国内法院争端解决机制之外为投资者投供一条知识产权救济的新路径.相较与《TRIPS协定》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美国投资条约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现了一种超TRIPS标准.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伞形条款解释——兼论ICSID近期相关案例

近年来由于对投资保护范围的扩大,投资者与东道国所签订的合同往往亦属于双边投资协定保护的外国投资。若东道国违反合同义务,投资者一方面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提起合同之诉;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就东道国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根据双边投资协定提起条约之诉。由于各方对有关双边投资协定中存在的伞形条款存在不同理解,使得合同之诉与条约之诉的竞合问题并未得到最终解决。本文通过对近期ICSID有关案例的分析,辅以对伞形条款的历史分析,提出只有当合同违反是因主权行为时,伞形条款方有将合同义务提升到条约义务的效果。     

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论——以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为视角

美国一方面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另一方面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控告中国的禁止性补贴措施之做法，说明美国正在积极行使WTO协定下的贸易权利。应当从美国联邦宪法与国际法之双重视角把握贸易权利之性质并将其分成实体性市场准入权利与程序性贸易救济权利两大类，唯此才能理解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之实质。对美国正在推行的以贸易权利为导向的对华贸易政策，中国必须用自己的贸易救济权利加以对抗。     

美国企业犯罪的审前转处协议研究

美国针对企业犯罪建立了特殊的审前转处程序,办案检察官可以与涉罪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如果企业能够在考察期限内完成协议下的义务,则不会被审判和定罪。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该制度较好地为企业的生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了保障。该制度以美国司法部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赋予了办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基本无权干预。美国理论界的争论主要围绕三对冲突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与企业“大到不用判刑”特权的冲突、检察官的转处裁量权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司法部内部行为与立法/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面临企业犯罪处理困境的当下,该制度及其相关理论能够为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帮扶企业”政策的践行提供经验借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及其启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环境合作委员会的主导下,充分尊重成员国的主权,给予发展中国家实质性的能力支持,赋予成员国确定本国环境保护水平的自由裁量权,建立独立的区域环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协调区域内成员国间环境标准及协调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环境协定间的关系等方面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模式对多边贸易体制协调环境与贸易问题有诸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于ＷＴＯ协定与外资国民待遇的若干思考

综观ＷＴＯ协定中的有关条款,尽管其在许多方面对国民待遇原则有了重在发展,但各领域的发燕尾服很不平衡,特别是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国民待遇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被ＷＴＯ提上议程,本认为,即使在ＷＴＯ体制下,有条件的国民待遇仍具有不可改变的属性。     

东盟贸易自由化若干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实施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东盟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以绕开WTO多边协议的困难,克服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种种弊端.建立和完善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是自由贸易区相关的各项协议,尤其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的相关协议协定为核心,研究了东盟贸易自由化若干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其在实施过程中的障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ECFA项下的两岸服务贸易与投资

本文讨论ECFA项下两岸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双向服务投资的相关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EC—FA纳入服务部门对台湾及两岸经贸发展的重要意义，然后归纳了服务贸易早期收获清单的主要内容和代表性措施。ECFA对“服务提供者”进行了符合两岸特殊情况的专门界定，以确保协议优惠措施不外溢到其他国家或地区。ECFA目前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

在全球形势深度变革的情势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体现出经济层面上的国际合作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协定,因此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宜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国家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可为多个议题设定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又能借助自由贸易协定的机制创设功能,掌握区域性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并进而影响全球性国际规则的重构,这是全局性的战略考量。     

内国综合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立法指导原则考

在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冲破经济的藩篱，推动现有形式各异的自由贸易区向着综合性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已成当今世界各国或地区发展经济与自由贸易的重要思路与途径。结合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和“台海经济圈”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部的崛起、西部的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问题，对内国综合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立法原则展开了探讨。     

海南自由贸易港临时仲裁制度的建设研究

海南自贸港的仲裁机制应置于国际竞争中去考量。在海南自贸港中构建临时仲裁制度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该制度自身发展的规律。尽管目前临时仲裁制度已在自贸区内有限开放,但临时仲裁制度在海南自贸港落地的障碍主要来自于我国仲裁机构的定位不合理,“三特定”的界限模糊,临时仲裁裁决的执行和认可缺乏规制,现有临时仲裁规则普适性的缺失。我国香港地区的临时仲裁的发展数据表明,成熟和强大的法律体系、临时仲裁的高度保密性、仲裁机构的有限介入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该项制度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值得参考。海南自贸港在立法路径上可根据《立法法》对《仲裁法》第16条和第18条作出变通处理或者根据《立法法》对临时仲裁制度作出系统性的规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应重新认识仲裁机构的促进性和服务性并高度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还原临时仲裁的本质属性。     

维护自由贸易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的内在冲突和司法考量之进路

世贸组织的根本宗旨是推动全球贸易的自由化,逐步减少和消除阻碍贸易发展的壁垒。保护附加于商品上的知识产权(特别是商标权、专利权)在一定条件下会阻碍自由贸易发展。针对如何看待和协调WTO一系列框架文本中消除贸易壁垒和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关系,从世贸组织的相关法律文本出发,通过我国法律和欧盟的典型判例来实证分析研究上述问题,并总结欧盟司法经验,揭示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下,运用比例关系测试法就具体个案衡平考量解决两者冲突的司法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