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效能的文化因素分析

"政府效能"是政府能力的外化,是正向表现的政府效率.影响政府效能的因素有很多,文化因素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与经济、环境、人口等诸多因素一起制约着地方政府效能的发挥,决定着地方政府活动的方向、范围和方式.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文化因素对地方政府效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两个方面.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须通过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弘扬政府公共精神、形成阳光政府思维和确立法治政府观念等来提高政府效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政府边界问题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研究--基于政府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与能力边界分析

政府边界问题对于理解什么是政府，以及政府的合适规模。应该承担的职能以及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极为重要。政府边界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面，在显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实际规模和所支配的资源；在隐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和能力边界，其中权力边界界定了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运行范围，职责边界界定了政府应该要做什么和发挥什么作用，效率边界反映的是在哪个范围内政府的行为有效率的，能力边界体现的是政府所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大范围。这四种隐性边界共同界定并外化为政府显性边界，从而规范和塑造了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可以将政府职能按照权力-职责维度以及效率-能力维度的高中低程度划分为九个区域，认为政府职能优化的基本原则是集中于高权力-职责维度和高效率-能力维度的区域，而退出低权力-职责维度和低效率-能力区域，对于中权力维度-职责的效率则应根据市场、社会的能力给予酌情考虑，适度涉足。     

让政府权力在人民群众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下运行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建立阳光政府,是有效防止政府权力异化的重要途径。建立阳光政府、防止政府权力异化的关键在于让政府权力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下运行。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必须构建一套相应的体制和机制,切实落实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舆论权、罢免权。     

提高行政效能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提高行政效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也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政府效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认为，在提高行政效能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能力政府、法治与问责制的均衡发展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府治理追求的理想目标。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必须是能力政府,这意味着政府要拥有强大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承担起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自身事务的管理职责。能力政府的建设必须辅以法治和问责制,目的是制约政府公权力的膨胀,保障公民权力,维护公平正义。为此要厉行法治,抛却人治,建立并完善问责制,监督公权力的运行。能力政府、法治与问责制三者要均衡发展,不可顾此失彼,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行政问责述评、探究及其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制度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     

《行政许可法》的廉政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于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它将对政府尤其是行政许可领域的廉政建设起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对腐败治理有重要作用的一部新法律,它也将会通过三种作用方式,即“法律——权力”的直接制约方式、“法律——权力——权力”的直接间接制约方式、“法律——环境——权力”的间接制约方式,来对政府尤其是行政许可机关的腐败治理发挥基础作用。     

湖南法治政府建设的现实制约及克服之策

湖南省近年来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地方行政立法上有较大突破，获得了普遍关注。这种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建设模式也面临着现实的重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主要有：党委决策职权缺失明确规范影响政府依法行政、人大立法缺位、执法者缺乏执法积极性导致制度休眠、司法对接不畅、湖南人法治精神有待增强。克服上述现实制约的具体对策主要有：规范党委决策权力提高党委依法执政的能力、加强和改善人大立法与监督提升法治政府立法的民主性正当性、加强行政内部与外部监督推进制度落实、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司法机关顺利行使监督权、培育社会公众法治意识。     

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第三道防线

政府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对全体公民和组织有约束力的力量。政府权力失控必然造成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对政府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必须有健全的机制进行有效的约束。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具体路径主要有:通过意见表达来监督政府权力;通过直接参与政府决策来监督政府权力;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来监督政府权力;通过大众媒体的曝光和第三部门职能分工也可以监督政府权力。     

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路径选择

一、通过意见表达来监督政府权力 在每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都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现象。意见表达可以说是利益群体（利益集团）制约政府权力最主要的途径，而这种制约集中体现在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利益群体一般都有明确的利益倾向性，这是它们联合的基础。而正是这种利益倾向性促使他们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和地方总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     

“赋权增能”:社会组织成长路径的逻辑解析

政府权力是影响社会组织生长的最重要外部力量。政府赋权给社会组织既是国家权力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权力不断扩张的反映。社会组织权能关系呈现多元化形态,即权能相符、权大于能和权小于能。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权力边界处在经常性的变动中。政府赋权的方式、种类繁多,各具特点。以知识能力和运营能力为维度的社会组织能力结构冰山模型,揭示了社会组织能力构成的基本特征及演进规律。推进社会组织的"赋权增能",必须从社会组织实际出发,坚持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的原则,采取整体性推动与分散化探索有机结合的方式,以及政府简政放权与社会组织能力评估协同相统一的推进策略。     

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府信用缺失的体制原因及其改革路径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恪守并有效履行其法定职责或对公众的承诺而赢得公众的信任。政府信用之本质在于政府恪守职责,以有限的公共权力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用堪忧,政府职能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屡见不鲜。这与政府集权化、政府系统内部权力配置失衡、制约与监督的缺失与低效有着重要关系。转型期政府信用重塑,必须注重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通过建立以制约为主、监督为辅的权力约束机制和完善政府及官员的责任追究机制等来规范权力,从而确保权力为民所用,服务人民。     

关于当前我国政府行为失范的理性分析

政府行为失范是由于政府权力缺乏制约造成的 ,实质是国家权力的形式和内容不一致从而背离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行为现象。当前我国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的市场化、行政权力的地方化和行政权力的部门化。政府利益角色错位是政府行为失范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 ,以促进行政道德建设为基础 ,以建立科学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为关键来规范政府行为 ,从而使政府利益的角色定位真正回到国家和社会公众权益的本位上来。     

依法治国视域下服务型政府建构的路径选择

依法治国是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使国家的各项管理活动真正依法来进行。基于法治视野下中国服务型政府建构的路径选择主要有:完善治理结构,明确职能,建设分权政府;公开透明,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流程,建设阳光政府;吐故纳新,焕发机制活力,建设创新政府;运用电子技术,提升服务能力,建设电子政府;增强服务本领,提高政府绩效,建设效能政府。     

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建构——以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为视角

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角色错位:即为农民集中居住的主导者和政府自身利益的追逐者。而服务型地方政府是有限政府和公共性政府,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确保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扮演引导者、公共利益维护者和农民权利保护者等角色。以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为视角,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路径是:科学定位地方政府的角色,优化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地方政府政绩与公信力的背离及其消解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追求政绩行为失范,导致政绩与公信力产生背离。委托代理关系蕴含的风险性,以及现实政治环境下压力型体制、行政权力有效制约不足等因素是导致背离的重要原因。克服地方政府与公信力背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并以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协商治理作为重要举措,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地方政府政绩与公信力的背离及其消解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追求政绩行为失范,导致政绩与公信力产生背离。委托代理关系蕴含的风险性,以及现实政治环境下压力型体制、行政权力有效制约不足等因素是导致背离的重要原因。克服地方政府与公信力背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并以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协商治理作为重要举措,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数字政府的技术资本侵蚀问题论析

资本侵蚀是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历史性问题。进入数字化时代，这一问题又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技术资本侵蚀表现得尤为突出。出现这一状况既是传统政府资本侵蚀问题的延续，更是因为现代数字政府与技术资本之间产生了新的契合点。技术资本对数字政府的侵蚀经过了由浅入深的历程：从技术层面的信息控制和技术内嵌，到权力层面的权力依赖和权威迁移。这一侵蚀行为容易导致数字政府结构异化、履职受限、行为效率下降、数字能力弱化等问题。针对此现象，在优化数字政府内部的监管方案与协作机制的同时，要强化数字政府的服务本位和掌舵意识，提高数字政府的信息运用能力和对话沟通能力，建立健全各级数字政府的数字能力评估体系，循序渐进地稀释和化解这类资本侵蚀带来的不良反应。     

政府能力的结构分析

任何一种政府能力都是由人力、权力、财力、权威、信息、文化、管理等基本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一个系统,即"政府能力系统"。这些基本要素围绕着特定的目标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中的聚合、配置和运用形成不同的政府能力外显形式。一个政府拥有的各种外显能力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政府外显能力系统"。无论是政府能力系统,还是政府外显能力系统,都存在结构演进和结构优化问题。政府能力结构分析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为科学地进行政府能力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一个逻辑框架,也可以为理性地进行政府能力建设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责任政府视域下的政府执行力建设研究

责任政府的构建与政府执行力的建设紧密相关.一方面,政府执行力是责任政府构建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责任政府是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理念指导.在构建责任政府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执行力的建设存在着权责分配、绩效评估、责任监督及行政问责等主要问题,应从优化政府职能分配,凸出政府执行的责任体系；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彰显责任政府的价值取向；完善责任监督机制,提高政府执行的整体效能；健全行政问责机制,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行使等四个方面探索当前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