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探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成为国内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其中集体建设用地问题尤为复杂.分析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原因,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给出了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对策.     

论农村集体资产界定与股权分配

农村集体资产的范围界定、量化核算和股权分配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对农村集体资产范围应严格区分,从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公益资产三个基本方面进行科学界定,既要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又要防止侵占农村私人资产。集体资产的清产核算,应坚持全面核资、依法核资、资债分离、资账相符的原则,按照分类量化、市场量化和评估量化的方法进行资产清算。应依据保护弱者、尊重劳动贡献、动态与静态相结合以及民主协商的原则对集体资产股权主体资格进行科学认定,清算后的股权分配按照适应比例严格规范集体股和基本股的配置。对于股权保护应加强法制建设、实施依法管理,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使确权后的农民真正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占有权、收益权等各项基本权利。     

对村级债务问题的调查

村级组织是贯彻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协调解决“三农”问题，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基础和纽带。由于体制和配套政策的不够完善，加之一些乡村基础薄弱、管理不善、透支过多等原因，积累形成了村级债务问题。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制约着党在农村执政能力和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     

中部地区乡村债务问题调查分析

在对中部地区三省三县六乡镇六村的乡村债务情况进行实证调查后,得出当前这些乡村的债务风险较高的结论。究其原因,有因乡镇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滋生的巨额债务,有“压力型”政府体制下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为完成各级任务而四处债款,以及为提高政绩而不负责任地大肆举债等。解决乡镇债务问题,一是要有效地化解已有债务,二是要防止产生新债务。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征收问题浅析

随着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征收暴露了诸多问题。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零星散布,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补偿制度势在必行。着眼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补偿的主要问题,从制度的主体设置、补偿的方式、范围、标准、程序规范等方面提出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征收补偿机制改革的建议。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研究

论文阐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相关概念,分析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完善措施。     

地票模式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案例研究

重庆城乡统筹试验区创新性地提出以地票模式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复垦耕地综合管理、置换指标调配使用、农户补偿补助、地票流转交易等主要做法的调研,表明试验区在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改进土地占补利用方式,建立耕地保护新模式,激活农村土地资本价值,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保障农民权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实效.就农民复垦主体地位确立,置换指标统筹使用,地票交易的制度设计、运行模式改进等进行了讨论,以期对深化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集体腐败的情景预防理论分析

因集体腐败引致损失更大、影响更恶劣、作案更隐蔽使其成为了近期反腐工作中的焦点,集体腐败具有集体腐败主体的潜在性特征、集体腐败行为的被动性特征及集体腐败行为被动性转化的特征,聚焦腐败主体本位是目前集体腐败进行类型划分及其成因探源的主要方式,内因驱动是其主要逻辑起点。然而,忽视外因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主要局限。情景预防理论为认知和防治集体腐败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引导。因此,必须在集体腐败特征、类型及其成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削减外在引致环境、强化内在防控机制,切断内外关联三方面入手严惩集体腐败。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设置的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以股权设置为核心的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已经成为农村改革的重点内容。传统集体资产管理体制下,产生了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的主体虚化、设置混乱和保障弱化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为破解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困境,需要深入探讨有关产权理论、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和公民财产权利体系方面的理论突破。在此基础上,重点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中股权设置模式进行类型化分析,构建起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股权设置相机抉择机制,为探索和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集体协商的中国悖论——以上海地区为例

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劳动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诺基亚、裕元鞋厂等企业集体劳资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构建集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重要性。对于当前的集体劳动事件,本文认为其本质还是集体协商,与西方因协商不成而采取的压力手段有所区别。由于制度缺失,我国的集体劳动事件并不是所谓的"野猫行动"。我国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核心问题是,现有制度内协商的广泛而低效,与制度外协商的个别而高效之间的悖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推"、"拉"、"谈"、"倡"四点建议。     

集体争议处理机制构建

我国劳动关系跟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现在到了关键时期,个别劳动关系所占的比例已经缩小,集体劳动关系的比例越来越大,改变了我国个别劳动关系为主的劳动关系的局面。集体劳动关系最突出的问题是集体劳动争议的问题,完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有效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集体产权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出路

集体产权是传统农村社区治理运行的重要经济基础。在实践运行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与村治制度交织在一起,村社一体、政经合一,资地不分、资产统合,户产一体、利益捆绑。在开放、流动社会中,具有封闭、排外、束缚特征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构筑出了外在开放、内在封闭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这正是导致当代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深化改革,重构新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走出当代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城乡社会自由流动,构造新型城乡关系,及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城乡社会融合的关键所在。     

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途径

三十年来，上海农村耕地面积总量减少了313．39万亩，其中，形成了非农建设用地累积180多万亩。由于种种原因，约有3亿平方米的土地被闲置和低效率利用。目前，随着上海郊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上海郊区土地利用中非农建设用地的供求矛盾尤为突出，形成两对主要矛盾：一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用地紧张与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并存的现象；     

乡村债务清理问题研究

日益严重的乡村债务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一大障碍.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事权与财力不对称、基层政权组织参与经济活动、不切实际地兴办公益事业等,因而清理乡村债务也应从多方面入手.主要包括:一是对乡村债务进行全面核实,分类清理;二是健全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三是积极探索新的偿债途径,有效化解现有债务;四是加强乡村财务管理,规范乡村收支行为;五是积极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减支来缓解债务压力;六是尝试发行乡村公债以部分解决乡村债务.     

关于集体协商的若干问题

集体协商是否可有可无,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能否成为劳方代表,“新三会”、“老三会”到底怎么来协调,健全集体协商机制的途径在哪里,集体协商的关键内容是什么,集体协商代表应当具备哪些素养,这些问题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直接制约和阻碍着集体协商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企业要“进一步理顺劳动关系,依法进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腐败原因探析

集体腐败以腐败主体的群体性、集团化为特征。梳理相关研究视角发现分析都将参与集体腐败中的个体假设为"理性人"。群体心理学认为当个体进入到群体中,个体逐渐成为"非理性"的代表。因此,借用此理论视角分析群体的氛围和个体的理性缺失对集体腐败产生的影响。个体之间的传染、失范、暗示等成了集体腐败中个体的联系方式。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探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目标应当与“二元结构”的体制改革、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建设结合起来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乌坎事件的教训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一个可能目标是通过产权量化和固化、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实行政经分离,以防止城中村、城郊村、经济发达村的利益纷争,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不过,在快速城市化的现阶段,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正是土地城市化主要目标地,并因此容易发生激烈的利益博弈。着力于完善村庄内部治理机制的集体产权改革,可能变成集结起来的农民为获得更大利益而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从而造成农村社会的土围子化。     

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的心理基础探讨

本研究将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生活感受、生活信心、个体行为倾向和集体行为参与意向视作一个关系链,探讨个体的生活信心和反映个体行为"偏向"的"行为倾向"在集体行为中的基础性作用。研究表明:生活信心既受客观地位、生活感受等方面的影响,又对行为倾向和集体行为参与意向等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这种集影响的"汇聚"和"扩散"于一体的特征,说明生活信心是影响集体行为的关键心理因素;侵犯倾向和沉默倾向并不提高集体行为的参与意向,说明行为倾向不是集体行为的心理基础。研究认为:为防范生活信心的降低成为集体行为的心理基础,应打破阶层之间机会结构的锁闭状态,使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实现向上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