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冲突和共存——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文化多样性公约》的解读

文化产业具有的双重性质导致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产生冲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在确立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保护基础上.正式提出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观点.这是应对当前全球文化趋同化、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力量取得优势文化地位现状的反思和遏制.而实质有效的成果需要各国的长期努力和合作.我国也应借此机会对我国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进行思考和努力.     

“文化“与“文明“及其关系——在哲学与词学意义上解读

“文化”与“文明”两词无论从含义还是使用功能上看,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对范畴。文明侧重于从集合、总体角度反映所表征对象,文化则从分化、差别、多样性意义上反映所表征对象。人类文明在不同背景不同条件下分化、进化,衍生出许多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文明及其多样性成果,这个人类文明的分化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多样性成果被人们用“文化”标志,就是文化与文明范畴及其关系的本质。     

韩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做法——“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讲座概述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十分关注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扩大世界各国人民和社会团体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合作与交流，加强立法，建立相关制度法规，进一步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     

峨眉山市 倾力打造“双宜”城市

峨眉山市地处四川西南，交通便利，气候宜人，自然风光绚丽多姿，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市境内的峨眉山集“雄、秀、奇、险、幽”于一体，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是旅游和休闲度假胜地。依托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峨眉山市大力推进“六区、一带”建设，不断完善城区旅游休闲要素，倾力打造“适宜居住、适宜休养”的“双宜”城市。     

尊重、维护和推进世界文化多样性

树立文化多样性的世界眼光，是新时期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本要求。中国古人对“知行合一”之理想境界的崇尚和追求，对于加强世界文化多样性战略思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奏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主旋律，需要认真谱写“尊重、维护、推进”三部曲：尊重文化多样性，正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维护文化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推进文化多样性，实现不同文化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宝贵经验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指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胸怀天下”确立为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坚持胸怀天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觉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属性,是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勇气担当,更是党百年奋斗锤炼的政治品格。回望百年,党“坚持胸怀天下”,创造了无数伟大奇迹。面向未来,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实践指向在于：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继续坚持敢于斗争、忘我奋斗;尊重和维护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多样性选择;放眼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大国开放,促进自身与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     

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性的思想文化

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性的思想文化,要着重抓好四个环节:一是坚持,即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与社会实践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一元化”是“多样性”的主心骨、方向,“多样性”是“一元化”面对的社会基础、土壤,要使“多样性”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中华民族文化繁荣昌盛,就必须坚持“一元化”对“多样性”的导向、引领,并起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二是发展,即大…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自古以来,多样性就是文化发展的特征。但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问题更为突出。一方面,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另一方面,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得到空前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是辩证统一的,它表现为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异质性和同质性的关系。全球化条件下,多样的文化应该是“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的。     

现代“打工文化”的发展方向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打工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共青团组织贯彻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进城务工青年素质,宏扬先进文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对现代打工文化的发展方向的分析,我提出如下建议: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与“多”的辩证法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新时期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的根本要求。“一”与“多”的辩证法根源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与部分的原理。用“一”与“多”的辨证法分析我国政党制度、“一国两制”、社会结构、民族与宗教、文化统战、国际关系等问题，有利于解放思想．深化认识。要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必须坚持原则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的原则，其宗旨是为了实现“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新构建”论质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重在建设”而非“重新构建”。这个命题的确立．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的基本估计和评判。作者从这一基点出发，列举了“重新构建”论的逻辑根据，剖析了“重新构建”论者的理论错误，提出了“重在建设”的基本思路。     

“和而不同”的人性与“殊途同归”的治道——先秦时期儒法人性观及其管理主张辨析

儒家的性善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分别是儒家“仁政”与法家“法治”两种不同管理主张的理论基础。孔子根据人性可塑而提出“德治”,孟子根据性善论而提出“仁政”,确立了儒家的“善政之道”。荀子根据性恶论提出“礼法兼治”的管理主张。法家韩非子等人则根据性恶论提出“以法治民”的管理之道。自汉以降传统中国的治道实为儒法（德法）互补与平衡,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和谐管理的智慧,这对当前刚柔相济的管理变革和中西管理文化的融合都具有一定启示。     

论“泛德化”与中国的法治化

受传统文化消极影响，中国现代法治化进程中出现“泛德化”倾向。中国传统道德成为中国法治化培育环境的“温情杀手”，传统道德的残余使中国法治化进展大打折扣，法律的价值和权威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确立，因此，清除“泛德化”对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影响实属当务之急。     

加强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力”的研究

近些年来,在国际范围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力”概念。它反映了文化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时期,我们必须加强对“文化力”的研究,推动文化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新的发展和新的繁荣。这件事至关紧要。可以说,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命运,关系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文化强国”的战略思想，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再一次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提高文化“软实力”首先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和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发展中国化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浅析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中的政党“同心”思想问题

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与同心思想有什么样的关系，二者是不是背道而驰？从内涵来看，“同心”思想以“同心”为内核，形成了一致性与多样性相融合的政治共同体理论，“同心”思想以系统致思为基础，创新了一致性与多样性相依并存的思维方法，“同心”思想以唯物辩证法为原则，指明了一致性与多样性长期共存的价值追求。     

“新消费空间”下的青年个体社会化研究

“新消费空间”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化发展起来的都市商业空间。从经济层面看，它显示消费文化的合理性完全被社会体制所吸纳；从文化层面看，它显示为消费文化对塑造青年人格的作用。青年个体社会化原来的伦理完整性已经发生改变，具有多样性的个体社会化随即发展起来。     

中华“和合“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这种文化强调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体现了客观事物存在的多样性和多样事物的统一性.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21世纪我国大力提倡的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华“和合“文化具有某种契合关系.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华“和合“文化现代意义的体现.因此,科学理解和正确发掘中华“和合“文化,充分汲取和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主集中制“：两个确立”的生成逻辑与转化逻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两个确立”,是从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伟大实践中淬炼出来的重要历史结论和重大政治论断,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实践依据和制度基础。“两个确立”与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有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两个确立”是创造性发挥民主集中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工作优势的集中体现;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为“两个确立”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强有力的政治原则和富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必须与理解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结合起来,从而主动把落实“两个确立”转化为“两个维护”的自觉行动。     

论高等教育的学术产业化功能

中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的提出和确立,是以高等教育学校产业化功能这一继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功能之外的第三功能的显性化为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理论上把握高等教育学术产业化功能显性化的根本原因、本质内涵及其效用限度,并借此展现中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赖以确立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