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分配:演进与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议题所要回应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哪些不均等。在计划经济时代,公共服务是以单位福利的方式呈现和提供的,单位制度下的身份取向塑造了最初的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在市场化改革中,虽然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价格和货币实现了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被市场化改革的其他作用扭曲。当前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回应的是计划时代以来累积的基本公共服务上的不公平问题。从价值追求上来说,基本公共服务的分配经历了没有价值考量、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变化。     

论并案侦查的推理形式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似,推出这些对象在其他属性上相似,但不排斥类比推理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推出这些对象在其他属性上相同。类比推理是一种独立的推理形式。在侦查中,决定并案侦查的推理形式是类比推理,不是归纳推理。并案类比推理可分为相似补缺类比推理和相似归并类比推理。     

论接受性过失

接受性过失是指行为人在从事可能会对法益造成危险的活动时,认识或可以认识自己不能对付这种危险而仍从事,以致在自己无行为能力时造成了法益损害,依法应当承担过失责任的情形。其可罚性基础是行为人实施的可能给法益造成危险的活动,前提是行为人在实施该活动时对自己的行为无能力已经认识或可以认识。接受性过失是一种隐蔽的过失形式,也是在时间上提前的责任形式。虽然它不需要在刑法上特别地规定,但作为形式上的说明方式是必要的。     

汉英口译教学中的思维问题

思维是口译活动的基础,思维的差异势必会影响汉英之间的语言转换。在口译过程中,思维的差异对口译的准确性有着极大的影响。汉语思维不区分主体和客体,将理性融于主观感受,不注重符合逻辑的形式表达,但是擅长用具体形象的词语表达抽象概念,句子标准也较宽松,造成的结果是忽视形式,不注重逻辑,因而汉语缺乏英语的形式机制;英语是直线思维,重形式,注重逻辑,其句式结构严谨,极其重视语法形式。在汉英口译教学中,要使学生清楚汉英思维上的差异,有意识地对两种语言的差异进行对比。作为汉英口译教师,应充分重视语言中的思维因素,注意汉语和英语思维之间的异同,帮助学生克服汉英口译过程中思维差异带来的困扰。     

浅析自然语言中的逻辑结构

在实践,中自然语言和逻辑语言常常是不完全统一的,自然语言有时甚至还有悖逻辑形式,是由于人们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为了突出某些思想内容,在语言表达时不拘泥于逻辑,但在思维深处并不违背逻辑。本文从以下三种常见的自然语言中分析它们的逻辑结构。一、选言形式在选言判断中为了强调部分选言肢,而省略其它选言肢,这种选言判断从形式上看是违背了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影响与利害关系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与影响标准,应当统一为法律上影响和实际影响标准。这种影响的具体形式主要有：行政行为指向的影响形式,行政行为触及权益的影响形式,因法律上的牵连而存在的影响,因事实上的牵连而存在的影响．作者认为,对影响或者利害关系设置程度限制是不合适的．     

看守所制度的规则系统检视与建构

看守所制度的规则系统具有形式上零散、内容上发展不平衡、演变滞后、规则内容和形式均相对封闭、演变方向明确的特征。产生前述状态的原因是看守所的地位不明确、基于犯罪是"邪恶的"的传统文化而产生的被羁押人员是"邪恶的"的认识、看守所制度规则的零散化和相对秘密化。看守所制度规则系统应当附属于刑事诉讼法的母系统,包括调整看守所和被羁押人员的关系、看守所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看守所和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关系以及保障看守所秩序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形式上表现为全国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为保障法律实施的各种解释、看守所的内部管理规则和外部秩序保障规范的三级规范。     

复合罪过形式之否定——兼论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

新刑法典颁布以后,有刑法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这一主张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五点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文章认为,如果在刑事立法上确立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的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由于复合罪过形式理论认为,司法人员无须分析行为人主观方面究竟是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即可以复合罪过犯罪论处,所以,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不公,从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因而,文章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应杜绝复合罪过形式.最后,文章对具有双重危害结果之犯罪的罪过形式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     

宗教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禁忌、戒命(或戒律)以及扬善抑恶、虔诚信仰、洁净不染、施爱、舍己禁欲、诚实不欺等是宗教伦理道德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内容;宗教伦理道德具有形式上的超历史性、具体内容上的社会适应性以及行为方式上的高度自律性的特点;正确认识宗教伦理道德,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是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     

适用刑法规范应当考量的非形式性价值因素

刑事司法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所做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从形式上解读刑法规范固然意义重大,但刑事司法一味地表现出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适用刑法规范除从形式上认定其符合性外,还应当将刑法规范所蕴含的立法目的、社会普遍认同情理以及刑法的谦抑性等非形式性因素置于刑法体系当中进行考量。     

我国合同法定形式规则的检讨和完善

以内容为视角,我国合同法定形式规则呈现出以下特征：在适用范围上,覆盖面过广,变相形式强制现象严重;在法定形式种类上,书面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在履行治愈规则上,采用一般治愈模式;在后果排除规则上,鲜有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与此相对应,应采取三项完善措施：一是缩小要式合同之范围;二是扩大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三是提高适格履行治愈行为的标准。我国法定形式规则的完善应当在形式自由和实质正义间寻找平衡。     

党内巡视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建设过程中,党内巡视工作已经成为＂上对下＂监督不可获缺的有效形式。要确保巡视工作质量,在巡视组人员构成上必须突出＂四个特点＂;要确保巡视工作取得实效,在巡视形式上应注重＂三个结合＂;要确保巡视工作的效力和生命力,在巡视成果上应做到＂三个及时＂。     

胡塞尔的形式-材料图式与先验构造的问题

作为描述意向体验之构造成就的基本方式,形式-材料图式为现象学的意向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但胡塞尔对于形式-材料图式的态度是成问题的.一方面,他强调形式-材料图式在整个现象学领域始终起作用；另一方面则作了某种限制和保留,他察觉到,并非任何一个构造都具有形式-材料图式,它不适用于内时间意识领域的构造分析.因此,在构造问题上,...     

犯罪与集市贸易

集市主要是指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的一种相当普遍存在的贸易组织形式。至今在世界上一些经济不发达而且交通运输又比较困难的地区和国家。商品交换仍保留着一种定期的,或在传统节日里,以集市的形式进行。集市贸易在我国的商品交换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研究它与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关系就十分必要。尤其是当前,社会治安不大好的情况下,集市贸易上的犯罪已成为社会上的一大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人口准入制度”的合理性探讨

“人口准入制度”是指由于发展不平衡,导致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上的差距日益增长, 为了维护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法律形式对其他地区的人采取准入限制的一项制度。目前,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都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和实     

论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的关系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制定的,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等其他法律形式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特性。宪法作为根本法是其他一切法律形式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法律依据,"合宪性"是宪法对其他一切法律形式的正当性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宪法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形式体系中,宪法是居于最顶端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形式。由于宪法在法律效力上和法律形式上与其他法律形式的法律特征相区分,所以,在法理上不宜将宪法视为一个与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相提并论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宪法应当在法理上作为各个部门法的法律原则而存在,宪法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具有根本法的法律约束力。     

试论邓小平公文的人民性

邓小平一生,主要从事国家党政军领导工作,有着极其丰富的公文写作实践和理论。《邓小平文选》,有一半是以公文形式出现的。综观这些典范的公文,无一不充满着强烈的人民性和社会实践精神。邓小平公文的人民性既表现在行文的目的上,也体现在公文表述方式和诸多行文方法上。     

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我国当前的民事检察监督存在着有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监督对象不全面、抗诉程序不具体、监督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为此,建议在相关立法上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的职能,扩大法律监督的范围,使抗诉程序明确化,监督形式多样化,以切实保障民事监督的有效执行.     

斡旋受贿谋利要件刍议

斡旋受贿以不正当利益为谋利要件,这种规定对于司法实践极为不利,直接影响了此类犯罪的定罪处罚。作为受贿罪的一种形式,斡旋受贿的处罚机理仍在于权钱交易,谋取的利益不应当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将谋利要件限定在不正当利益,并不能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放纵了犯罪,促使了规避法律等行为的发生。把斡旋受贿与普通受贿的谋利要件统一起来,无论从立法技术,还是司法层面上看,都是十分必要的。     

论过失不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没有过失。如果将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加以刑事处罚,将违背刑法的谦抑价值,不符合正义理念;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现实案件不公平处理;将致使相关法律条文不相协调。刑法第219条第2款中的“应知”不是对行为人在规范上的注意义务的表述,而是一种推定的“明知,”是对故意犯罪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