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的环境保护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世界银行的环境保护政策包括五个方面,即:环境评价、大坝安全、林业、自然栖息地和病虫害管理。世界银行的环境保护政策对我国的启示如下:一是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二是做好国际融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三是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法》,增强环境影响评价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全国人大的监督宪法实施权与立法权的和谐研究

依据我国宪法，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既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又行使立法权。当立法或立法解释与宪法或宪法解释不一致时，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就应当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权，特别是解释宪法权、监督宪法实施权与立法权、法律解释权之闻的冲突与和谐问题，不仅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宪法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建立我国监督宪法实施制度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巩固繁荣成果重在加快哲学社会科学立法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需要制度和环境的保障,以使其繁荣局面得以维护和持续发展。必须深入研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立法问题,以从制度法规层面探索建立确保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健康繁荣发展的长效机制;以政策法规保护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产权;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和管理体系,消除学术腐败问题,确保科学发展和为人类文明创造新贡献。     

论人大制度完善的价值取向与机制选择

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应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环境,是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面临的现实和紧迫的课题。人大制度完善的价值取向是在坚持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重要原则的前提下,不断增强人大制度的民主性和效率性。增强人大制度的民主性就要不断扩大选举民主、完善立法听政制度、引入辩论制度等;提高人大制度的运行效率,可以逐步引入立法助理制度、实行代表专职化和适当减少代表人数和延长会期等。     

环评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简称环评制度）,是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和监管措施,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报批的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促进经济、     

完善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立法体制初探

立法体制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决定了我国的立法体制是“一元二级多层”的体例与模式。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属于地方立法的范畴,其立法权限来源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的规定及有关的法律授权。目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立法体制还存在着立法权行使错位等问题。建立完善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立法体制要始终坚持民主与科学的立法原则;借鉴发达国家地方立法体制的经济;提高立法的运作技术;健全立法听证制度;完善统一审议制度。     

我国湿地保护刑事立法刍议

我国湿地保护的刑事立法非常缺乏,更没有专门单独立法,但湿地保护刑事立法意义重大,并存在宪法、刑法和生态等方面的依据。为此,可从确立预防性原则、适度性原则、明确性原则和前瞻性原则入手,建立"保护性利用"立法理念,注重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为主的公法方面的法律责任,对破坏湿地环境的犯罪应以"危险犯"为基本犯罪形态,增设故意提供虚假湿地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罪,完善湿地资源开发许可证和湿地保护司法救济制度等,予以完善。     

可持续发展与完善我国环境资源行政立法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虽然在环境资源方面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有关法律体系,但尚未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因此,修改并制定完善各种统一的环境资源行政立法已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法经济学视域下行政立法的基础涵意探究

在法经济学视域下对行政立法的基础涵意进行探究是指在法经济学视域下、环境中或语境里,对享有行政法规、规章制定权的国务院及各部委和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制定、颁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时,对制定成本与立法收益进行制度设计和实证性践行的过程;它注重理论型塑与实践证成的融贯,具有融贯性、层级性、执行性或实施性、创设性、自主性和试验性和时段性特征;这种尝试将为行政立法的前瞻性践行迎来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一视域性研究在我国尚属首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行政立法研究之不足,具有持久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具备一定的学术探拓精神和理论创新意识。     

关于福建省促进科技创新立法的思考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有关规定存在内容杂乱、缺乏体系化、政府采购制度过于僵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缺憾、缺乏对失败者的合理补偿制度、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等方面的问题,难以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福建省有必要完善相关规定,并借鉴广东等地的经验,出台促进科技创新专项立法,以期促进科技创新.     

区域环保督察的功能定位及制度完善

跨区域环境治理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密切协作,同时也离不开具有更高权威的主体的介入。作为我国的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环保督察局应当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功能缺位,长期以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我国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基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通过对“污染影响跨区域”和“污染源跨区域”两大类我国目前主要的跨区域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可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担任“监督者”而非“管理者”的角色。充分借鉴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框架,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通过构建跨区域环境问题的信息和线索收集机制、督促整改机制和问责启动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涉跨区域环境问题执法的有效监督,从而发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的跨区域环境治理功能。     

环保督察与空气质量改善:立足城市情境的效应异质性分析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能否改善空气质量,尤其是其效果的可持续性,尚存在诸多争议。立足于匹配后的地级市数据评估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平均效应,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尽管在短期内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其长期效应并不显著。然而,借助基于模型的递归分解法和随机森林法进一步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存在显著的情境差异性:中央环保督察对于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具有长期改善效应,且东部城市尤为明显;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越具有长效性;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性对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起到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前者的扩张会削弱长期效应,而后者的提升则会强化长期效应。揭示城市情境对督察效应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深化学界对中央环保督察长效性的条件认识,也为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提升其效能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中国绿色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展望

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管理和保护中具有及时性与应激性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有利于建立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激励机制。因而,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等为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基本框架的建立提供了比较清晰的思路。     

党内程序如何介入行政程序——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与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程序的衔接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的规定,明确了党内请示报告程序介入行政程序的制度安排。作为衔接党规与国法的新型制度尝试,党内程序介入行政决策程序,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必然趋势,又是宪法“本质特征条款”的重要体现。在上述制度安排中,行政决策机关不是以机关的名义履行请示报告程序,而是以决策机关内设的党组名义履行上述程序,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由领导干部以自己的名义向党委请示报告。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与党内重大事项报告之间为包含关系,意味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作为重大报告事项中的一部分均应履行向党组织请示报告程序,并贯穿于行政决策程序全过程。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国外决策与执行分离对我国“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借鉴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股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潮流,其核心是将决策与执行分开,即设立执行局的做法。决策与执行分开属于行政机构内部纵向的管理职能的划分和转变,为当代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制度模式。研究西方政府决策与执行职能适度分离,对于我国的行政三分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着力提升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制化水平

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国家政策和立法推进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保护农村环境要遵守农村环境法定原则、政府责任原则、农民利益至上原则。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化的主要领域涉及水源保护、垃圾处理等。实践中,由于农村环境保护的专门立法缺失,加之修改《环境保护法》困难重重等,因此,加强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化建设,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专门立法体系,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督管理。     

善治目标下的我国信访制度改革

善治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管理模式。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广泛合作。以善治为目标推进信访制度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政府管理的内在要求,因此是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政府绩效管理：当前的实践与未来发展路径

政府管理改革的绩效化取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治理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国的实践在地方层面取得较多的突破和经验：绩效评估开始转向绩效管理,向统一规范的方向发展、强调公共服务和责任履行等等。但由于重评估轻管理、法制技术文化组织上的不足、相关体制改革的制约等问题,阻碍了政府绩效管理的推进与改善。鉴于此,应通过更多的实践,从地方入手提供法制保障、同步推进行政和财税体制改革等措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绩效管理。     

对加快构建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有效途径与机制的探索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分化、多元是突出的特征。构建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有效途径与机制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体制的新突破口,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创建、健全和完善,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创建、拓展和通畅是构建这一新机制的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必须牢牢抓住,真正沿着这一方向努力,才能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