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精细化的技术—价值逻辑及其互动

自精细化治理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实践便在全国各地有序开展,并取得诸多创新性成果。基层治理精细化依据的是技术逻辑、价值逻辑及其互动,二者之间既具有促进性,也具有紧张性。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使基层精细化治理具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隙治理优势,信息精确、决策科学的智慧化治理优势,配置合理、节约资源的专业化治理优势,并倒逼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与此同时,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也会影响信息技术作用的发挥,起到强化或削弱的效果。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实践需要妥善处理好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双向重塑关系,不断调适,促使其实现良性互动。     

文化软权力化: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

社区治理使命实现的关键在于社区文化的认同。但社区文化并不会被自然认同,只有社区文化软实力的权力化即社区文化软权力化,社区文化才能被主体认同,才能发挥社区文化是社区赖以生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的巨大作用。社区文化软权力化是社区文化认同的表征。社区文化软权力化有其逻辑理路即物质文化软权力化、制度文化软权力化、精神文化软权力化和行为文化软权力化。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     

社区复合治理与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以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整合社区各种组织和力量,促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合力的形成,使城市基层治理达到善治,是推进城市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的主要目标。通过构建社区党建扁平化领导体制,促进社区党建工作的社会化、区域化、网格化和信息化,有效整合社区党建资源,提高社区党建工作效能,以社区党建带动社区建设,是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理性选择。     

利益相关者逻辑下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

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主体在应然层面的"理念主体"概念,为我们解释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判断社区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标准;实然层面的"行动主体"概念及其制约因素,为我们分析实践中社区治理过程提供了一种方法.构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网络,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与社区和谐.     

党政统合与自主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2020年至2021年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

立足中国制度情境并扎根于典型案例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层出不穷。但以往研究较少涉及基层社会治理背后蕴含的本土化实践逻辑。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2020年至2021年社会治理创新奖的60个案例进行研究,凝练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机理和一般性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自上而下的场域化党政统合治理和自下而上合法化的多主体自主治理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两条实践路径。以“双向动员-治理工具”为链接机制,科层动员依托政府权威,在压力型体制下以强制性政策工具实现自上而下的层级链接;依托社会自治力量,以柔性治理工具挖掘非正式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自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动员;以双向动员和多样化治理工具激活党政体制优势并将其转化为治理效能,由此构成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既挖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本土实践逻辑,也丰富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中观视角。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

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以及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目前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未能很好融入,存在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以及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现实困境。从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来看,以提升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汇聚治理资源为核心的平台化党建和以强化治理效能为核心的技术化党建代表了当下以及今后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基层党建要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关键是要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     

从自治到共治:城市社区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上海M社区的实践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议题是创新城市环境治理和社会治理双重实践中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共治作为实现社区环境善治的一种重要理念,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基于对上海M社区环境治理实践的梳理分析,探讨了M社区从自治走向共治的实践逻辑,其主要体现在社区认同、柔性动员、组织赋权及主体互嵌四个方面。该实践逻辑是多重主体往复互动、不断互构的过程,有助于摆脱社区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困境",为当前城市社区环境治理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内涵·逻辑·实践:习近平社会治理理论三维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谋划社会治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创新。习近平社会治理理论具有深刻的生成逻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治理理念的传承与创新是其历史逻辑,对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是其理论逻辑,新时代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其现实逻辑。践行习近平社会治理理论要坚持、加强并完善党的领导;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文化人;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     

运动模式下的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局与突破--基于三维制度逻辑的多案例研究

带有运动模式特质的标准化治理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遭遇了基层实践困境,表现为痕迹主义与有效监督并行、形式主义与标准管理共生。把握基层标准化的尺度,将实现基层行政的系统性平衡作为改革探索的重点,研究建立“科层控制、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协同”三维制度平衡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解局与破局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运动模式下的标准化治理困局缘于科层控制逻辑下基层产生的邀功与避责的心态,标准化治理在运动模式下的实践中经常呈现为“悬浮”状态;而专业化管理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平衡,使天平一端倾向于科层逻辑,最终导致基层标准化治理的困境;社会协同逻辑作用发挥需要相关主体及时参与到反馈机制中,但实际与前两者脱离。当前需要从制度逻辑平衡的角度出发,自下而上地构建起基层标准化框架,真正解决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境。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以时间换空间：基层治理政策创新的“时空适配”机制——对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的考察

时间是政策创新的重要因素和资源,既有研究重在考察政策创新的共时性因素,疏于考察“政策主张转化为政策执行”的时序过程。令人感兴趣的是,一项时间上较新的政策,为何能够超越现有空间的限制被成功导入？本文以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政策实践为例,引入“时间-空间”线索,对基层治理政策创新的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在条件相对受限的现实空间,地方政府采取“时间先行的行动策略”,为新政策的导入扩散锻造条件。这种“因时造势、依势利导、以利蓄能”的“时空适配机制”,是新政策成功导入的关键。政策主体的“组织统合、前置营造”统一了价值认同,“还权增利”重塑了现有空间的利益结构,“试点示范”则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成本。“时空适配机制”超越政策创新线性演进的思维,强调政策主体“以时间换空间”的主动作为,形成了政策创新的新解释。     

乡村生态环境的精细化治理:逻辑维度与实践进路

乡村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成为阻滞我国农民追求和实现美好生活的突出问题,创新和完善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相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议题。破解当前农村治理理念模糊化、治理权责集中化、治理结构碎片化与治理过程粗放化并存的体制困境,应从价值、制度、结构与过程等维度探求农村环境治理的精细化转向,并在推动乡村环境治理的乡民驱动与价值濡染、以基层党组织为桥梁搭建精细化的制度体系、厘清共治主体的职权责与资源功能、打造信息开放共享与互动对话的平台和机制等方面,探索农村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实践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

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组织载体和平台,但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现阶段我国单位社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去组织化”。如何打破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单元结合实现再组织化,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党组织引领、统筹的基层治理组织间网络,其单位社区的再组织化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治理网络重构的过程。借助网络分析框架,考察学院路街道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尝试揭示转型社会中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动态过程,以丰富学界对基层治理网络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