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执行梗阻及其纠正

我国实行的是集中型的政治权力分配制度,即在中央集权前提下,政治决策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合理分配。这就决定了我国各地各级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上呈现出总体一致性。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实际情况有差异,上级地方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职能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上存在梗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反映到不同层级政府对政策执行的不同保留态度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所谓政策执行梗阻的现象,本文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梗阻表现、深层原因以及纠正措施,展开研讨。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是将外部性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的有益尝试。它对执行评价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执行悖论的存在,政策执行负外部性得以产生且不可能完全消除。又因执行网络的存在,负外部性的传导更为迅速、广泛和复杂。这使得负外部性治理陷入困境。应构筑相应的评估、补偿机制,并从提升政府执行力着手,加强执行协商和执行合作。     

"7·17案"映射出的行政判决执行难

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都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行政权的公权性,才使其更有能力去对抗象征公平公正的司法权,而且一旦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矛盾,其危害性也更大!而判决的执行是一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案件能否得到最终解决的关键步骤.因为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是一种纸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要想真正实现判决书上的权利必须通过执行加以兑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案件虽然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却不能及时有效地执行,甚至是无法执行.一个案件在得到了公正合理的判决后却无法执行,这不能不说是司法的失败,是对法治的侮辱.试图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浅析我国行政诉讼执行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下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内在要求与路径选择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责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要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居民、社会组织、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合力。这就需要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合作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路径设计:一是强化基于民主参与的制度构建能力;二是健全基于高效组织动员和激励的政策执行能力;三是完善吸纳社会协商合作的多元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政府治理能力常态化评价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结果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研究

作为强化依规治党、制度治党、优化党内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执规责任制的兴起经历了"摸索尝试""逐步完善""全面加强"三个阶段。执规责任制的兴起既是对当前党内法规执行不力的回应,更与共产党全力推动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实现党的治理现代化的努力密不可分。执规责任制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的要素构成的治理系统,包括执规的主体要素、内容要素、保障要素、监督要素,整体上明确了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执规责任。执规责任制的形塑蕴含着法治型政党、责任型政党、回应型政党的深刻理论逻辑,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已经从自发状态、自主推进进入自由规划阶段。     

用"合作的治理"取代"民主的治理"——评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的合作治理构想

近代以来,民主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张康之教授却认为其存在霸权主义倾向,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参与治理虽在理论上推进了民主理想,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依然是一个空想性方案.因而,张康之教授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变革问题时,提出了合作治理理论构想,试图用"合作的治理"取代"民主的治理".当然,张康之教授也指出,合作治理才是真正实质民主的治理,是对近代以来形式民主的扬弃.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似乎能够验证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治理理论构想.     

论"土政策"

"土政策"的泛滥在当今中国是一种普遍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其盛行使中央政策目标难以实现,政府权威衰落,政府能力下降,另外,它还使地方政府权力不断扩张,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土皇帝".因而,必须研究其运行机理,分析其盛行的原因,探寻其有效的治理之策.     

民事案件执行:观念转换与体制重构——以解决"执行难"为视角

"执行难"这一社会问题严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和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这一社会问题.需要转变执行观念、进行体制重构.具体来说,就是要由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全部债权向执行程序的穷尽性转变,要由法院承受向当事人自行承担转变,要由职权推进向过程导向转变,要由片面追求案件执结率向完成案件任务数转变.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对"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反思——以北京市"新建二村火灾事件"整治为例

城镇化的推进显著改变着区域人口构成及其空间布局,由此带来的"多合一"场所治理问题也愈发突出。在"新建二村火灾事件"后展开的"多合一"场所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区内企业、租住人员和社会公众等行动主体,分别实施了诸如"专项清理""自我维权""舆论支持"等行为策略。理解城镇化进程中专项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冲突是必要的。维权惯性自我强化、社会治理资源弱供给以及愈加芜杂的城市公共问题,使得城镇化语境下"多合一"场所的专项治理内生了刚性与柔性、短期与长效、一元与多元等三种冲突场域。实现从"专项"治理到"协同"治理"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转变,需要根植于以"人"为核心的合作治理,从政府职能边界、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参与动能等维度寻找利益相关者间的最大公约数。     

论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创新的合理性

为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以执行网络为基础,以协作性治理为补充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创新成为新趋势。但是网络化管理和协作性治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从中性的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政策执行的手段性功能,相对忽视了这种方法创新本身的合理性。为了克服工具主义的片面性,需要自觉认识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及协作性治理作为模式创新的合理性。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类型特征、影响因素及治理策略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影响脱贫攻坚的成效。形式主义在扶贫政策执行中主要有"敷衍"式执行、"形象"式执行、"加压"式执行、"作假"式执行四种类型。研究发现,政策目标的内在限制性与调整不相容性、执行机构合力不足与"避责"外显、执行资源供需失衡与利用低效、执行人员权力能力式微与"趋利避害"心理、执行自然环境恶劣与"夹心层"压力是导致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形式主义的关键要素。治理形式主义的突破点在于横向上加强文化与价值的认同、部门利益协调的均衡以实现部门间共治,纵向上促进扶贫政策信息传递的共享、过程监督考核的从严以实现层级上协同。     

从执行研究到治理的发展:方法论视角

在政策过程研究中,执行一直是最具变化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范式"经历了诸多的转变,并形成了大量的理论模式.本文对执行研究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其主要观点是,从"行动者-结构"的方法论视角切入,执行研究的内在发展脉络将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解释.这一方法论分析还将有助与解释近年来在政策研究中,治理与政策网络分析的兴起.对于执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方法论冲突,一种结合治理理论的政策网络分析其实包含着某种整合性的回答.     

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理论模型——基于L县政策执行的实证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而街头官僚的规则变通意愿势必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因此,我们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在政策执行三重压力中介影响下构建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的理论模型和拓展模型。在L县发放1320份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初始回归模型和调适回归模型,并用两个回归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双侧检验。结果表明,政策执行三重压力和政策制度条件对规则变通的行为意愿具有最高的显著性影响,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显著性影响一般;政策不确定性对政策制度条件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甚至出现负相关性;距离和年龄两个控制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政策执行三重压力对政策制度条件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的中介作用显著。通过对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厘清了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影响强弱的内在机理,进一步验证了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拓展模型在L县的实践。     

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现象:一个制度主义的分析

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本质是上级为了纠正下级执行偏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与下级的执行偏离相对应",一刀切"主要包括明确标准、确定结果、新增标准和停止执行等四种做法.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建立在那些能够揭示下级偏离行为的信号机制的基础上,其存留也取决于信号的去留.     

服务型政府:超越"有为"与"无为"之争

学界所探讨的有为论和无为论无疑成为关于政府行为逻辑的一种解释构架,而当下的政府管理理论要求超越二者选其一的简单讨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公共行政呈现出公共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过程,而正是基于追求共同的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才能使政府超越以往对于有为与无为的工具层面的过分争论,进入符合时势变化和改革需求的新的论域。面向当代社会的协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努力化解过去传统行政理论中有为论与无为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使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在合作理性下达成民主的政治认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服务型政府因而是有为的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又是无为的有限的责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