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的缺陷与变革

官僚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理性官僚制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文章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 ,下放权力 ,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 ,从而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效率 ,树立政府新的形象。     

官僚制与民主:工具和价值的耦合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张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关注的焦点,官僚制的等级化、集权化、专业主义、封闭性等特征被认为是对民主的价值悖逆。然而,官僚制并非天然拒斥民主,民主制行政也无法独自满足效率与民主的双重使命。为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官僚制民主结合了官僚制的理性、法制和科学精神,回应民主行政的公平、参与、多元治理的价值理念,力图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以调和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实现两者的平衡。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行政组织理论的基础,是西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虽然其现实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但对于体制转换中的中国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章认为,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借鉴理性官僚制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好平衡点,才能使行政组织既可被预测又有效率和效益。     

论官僚制的保守性及其创新

官僚制作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组织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分析官僚制保守性及其产生原因,并指出提升政府组织与政府公务人员的社会创新力的途径,对于当前政府组织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德行政：后官僚制对官僚制的超越

西方现代化国家的行政改革经历了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发展。在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理论界提出了接纳官僚制或超越官僚制的种种设想。官僚制奉行行政本位与规则中心,而后官僚制则具有行政道德化倾向,体现出公民本位与责任中心的特征。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现实国情,以德行政应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制度化过程。     

反思理性官僚制——摒弃还是完善

对于是否应该摒弃官僚制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理性官僚制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并不应该被摒弃。我们需要的是运用如新公共管理这样的新的行政理念，对理性官僚制加以调适，使其适应已发生变化的外在环境。     

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我国建立理性官僚制的意义及途径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20世纪它在西方社会中获得的成功充分肯定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管理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但是,官僚制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科学化的设计思路以及依法办事的要求,仍对处于转型时期中国行政组织的设计与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探析韦伯的官僚制思想——兼与马克思官僚制思想比较

西方理性主义背景和支配类型学是韦伯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官僚制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形式主义、技术-效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及依赖专家统治三个方面。官僚制困境在根本上体现为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韦伯与马克思在官僚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异化与技术异化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与官僚专门化的关系。     

官僚制：摒弃抑或完善

中国法理型行政体制尚在建设与发展,其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张扬,理性化行政模式还未充分发挥。新公共管理也存在理论缺陷。中国行政改革要立足自身的环境,充分发展官僚理性,吸收借鉴西方行政理念。     

“用科层反对科层”:河长制的运作逻辑、内在张力与制度韧性——基于上海市秦镇的实证分析

通过“用科层反对科层”的方式打破原科层制组织存在的平级协调困境,从而解决河道治理的低效甚至无效问题,是基层政府在治理水环境问题时所采用的主要措施。在此治理过程中,科层组织内的平级协调关系被层级压力关系所取代,从而形成了水环境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但重构的科层治理体系也形成了新的内在张力,即“块”的协调手段缺失、“条”的工作积极性衰减和基层社区工作的碎片化等。重构之后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在将平级协调矛盾转换为层级治理压力时,也将治理任务转移到了科层体制之外,从而维持了科层体系的运作,形成了一定的制度韧性。     

担当:一种科层运作的效能转化工具

以形式理性著称的理性官僚制理论上并没有担当的价值空间,但当代中国科层制处于传统、现代、后现代交织的社会转型之中,处于从历史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对接的转型时期,有必要继承传统伦理精粹,发扬使命型政党的红色力量,以担当的价值理性驾驭官僚机器的形式理性,发挥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这就需要实现政策民主化与政策科学化...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周恩来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简论

官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大敌。周恩来同志对官僚主义一贯深恶痛绝,并形成了丰富的重要论断：官僚主义表现论;官僚主义危害论;官僚主义根源论;官僚主义消除论。     

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及其结构性冲突

以效率和稳定见长的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组织体制是有着内在缺陷的,其外在表现是效率的有限性和对人性的压抑,根本原因则是工具理性的缺陷及其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同时,作为一种非市场性的公共行政组织而存在的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与代议民主制、共同参与民主制和西方社会经济系统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并由此而成为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在动力.     

从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解读美国金融危机

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包括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金融危机的现实性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递等内容;对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表明,此次危机首先是源于生产的相对过剩,信用与虚拟资本的膨胀则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与深化,资本的国际流动使得危机演化为世界性金融危机。     

现代官僚制给行政监督带来的困境及走出困境设想

现代官僚制给行政监督带来了很多困境。这些困境由等级制、非人格性、专业化和职务机密造成。参与式政府模型为解决这些困境提供了思路,但仍存在局限性。     

我国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危机管理

在中长期内中国具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面对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仅仅做到事前防范和预警是不够的,需要在危机的事中和事后管理上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从而做到临危不乱,将金融突发事件如金融危机等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我国虽然处在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时代,但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社会条件,应该谨慎借鉴,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官僚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更适合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