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我评价法律制度探究

行政自我评价法律制度是行政系统内部对其行政活动做出自我评价的准绳,它能够激发行政主体自我规范和自我控制的意识,实现行政主体自我纠错和自我提高。对于行政自我评价法律制度基本事项的规定能客观、严格地推进自我评价法律制度的实施,使评价结果真实有效地反映行政主体行政活动的好坏。结合国外的行政评价制度实施经验和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提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自我评价法律制度的构想,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On the Exploration to Administrative Evaluation Syetem Regulate the Executive Power

行政评价是源自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活动作出的自我评价,通过行政评价可以衡量行政行为的好坏.行政评价的结果伴随着奖励与惩罚,以此来激发行政主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意识,实现行政主体的自我纠错和自我提高.行政评价作为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是在行政自制的框架下构建行政系统内部的评价体系,通过在源头上遏制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有效地对行政权进行规范.     

基于行政评价的行政权规范研究

行政评价是源自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活动作出的自我评价，通过行政评价可以衡量行政行为的好坏。行政评价的结果伴随着奖励与惩罚，以此来激发行政主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意识，实现行政主体的自我纠错和自我提高。行政评价作为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是在行政自制的框架下构建行政系统内部的评价体系，通过在源头上遏制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有效地对行政权进行规范。     

行政评价法制度初探

行政评价,又称政府绩效评估,我国对行政评价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美国、日本等国的行政评价法发展比较成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评价制度,值得我国借鉴。行政评价法的体系,可尝试从评价主体、评价对象、指标与标准、评价报告书的编制、评价程序等方面构建。     

论行政评价机制与参与型行政

在政府职能定位和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建立一系列行政评价机制,完善参与型行政,是实现公共利益这一行政活动的最高目的的基本保障。在行政评价和参与型行政方面,发达国家已有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值得正在引进行政评价机制的中国予以关注和借鉴。确立解消信息非对称性的信息公开、信息发送机制,是实现参与型行政评价的前提条件。政府应当在履行公开信息和说明责任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市民参与行政评价进行技术支援,提高相关主体的“掌舵”技能,支援相关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要赋予行政评价更进一步巩固的地位,使其成为具有实效的制度,行政评价的法制化是首选的途径。     

行政相对人主体地位之辨析

传统行政主体理论基于行政主体优位,充分重视对行政主体权能的研究,而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地位重视不够。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并非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被动承受者。在行政管理、服务、合作、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关系中,通过与行政主体的动态平衡,行政相对人往往居于积极主动地位。     

如何理解“怠于履行义务”

我国的行政法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和接受行政法制监督过程中而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中,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等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行政主体义务的及时履行对行政相对人意义重大。     

行政主体概念和种类——一种理论的比较和归纳考察

本文在对各国行政主体理论进行初步的历史性考察基础上,对其行政主体的种类进行梳理和归纳,从而理清各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现状。文中在文献的分析和综述后,结合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现状,对我国的行政主体的理论观点和现实意义作批判性的思考。     

行政组织法基本范畴与新课题

行政组织法是宪法和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行政组织,是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的总体。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主体含义不同,行政组织授权与法律法规授权,行政主体与行政执法主体等基本范畴也需要梳理和辨析。行政组织法对于配置职能权限、规范机构设置和编制、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也应引起重视。     

试论行政主体心理活动的三大取向

行政主体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必将影响政府的管理活动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因此对行政 主体心理活动的研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行政主体的认知取向是指对政治系统及其领袖人物和政治与行政运作环境和过程的信息获取与加工, 包括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认知,对行政系统的认知和对工作单位的认知.行政主体的情感取向是指对影响其身份与行为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环境的体验和感受,它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极方向性和维度.行政主体的评价取向是指对政治--行政系统的判断和意见,有着历史性、发展性和规范性的特征.     

试论省级行政权力结构的优化——以湖北省省级行政权力清理结果为样本

行政权力结构是行政权力在种类和数量上分布所呈现的形态.不同层级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能够反映出行政职能的重心、目标及其在行政权力系统中地位的差异.湖北省省级行政权力清理的结果反映了该省省级行政权力的结构.本文在剖析其行政权力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省级行政权力结构的对策.     

司法解释放弃定义具体行政行为的策略检讨

现行行政诉讼法建立了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体系,如何理解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法律适用意义。在先后两个系统的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策略,对具体行政行为先给出了明确界定,后又基于各种考虑而放弃。司法解释先后态度的不同,对我国的行政行为法理论和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解与完善构成了一定影响。当前,我国行政诉讼法进入修改阶段,通过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和评估具体行政行为定义的价值,可以为发展我国的行政行为法理论、重新认识行政诉讼制度并更好地做好立法修订工作提供另外一种参照视角。     

基于协同度测评的行政监督系统优化对策研究论纲

当前,我国行政监督系统还存在多元主体运作方式混乱,职责权限不明确,领导结构模式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行政监督系统的协同运行.本文在阐释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的现实依据、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设计出基于协同度测评的行政监督系统优化对策研究的框架,以期通过对行政监督系统协同度研究的相关理论、协同机理、协同模型构建等内容的实地测评,探寻优化行政监督系统运行主体、运行程序、运行机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官员向社会公众和民意机关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事由狭窄、对象不清、主体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不明、落实不力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行政问责制的要素构造与运行机制,加强人大的问责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公开、新闻监督等配套制度,同时要壮大第三部门,强化社会监督。     

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理由的规范化

《行政处罚法》的新规并未直接揭示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学界目前依然存在着“依据论”与“理由论”两种观点。实际上,依据裁量基准的形式外观与现行立法的规范用语并不能证明裁量基准属于裁量行为的“依据”,相反,根据权源性标准和拘束性标准,可以得知裁量基准并非“依据”。同时,通过对裁量基准与裁量理由的实质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同质性,而且存在着内容上的同构性。不仅如此,裁量基准的运行机制也进一步验证了裁量基准属于“理由”的判断。不过,裁量基准绝不是“理由”的等同概念,而是“理由”的一种规范化表达,“规范”的形式赋予了裁量基准独立的制度定位。     

试论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的可能性

中国的行政审判经过多年的发展走到今天,在理论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制度层面却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能在最终意义上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尤为严重。因此,现行的行政审判制度面临着重新检视过去所建立的行政审判目标是否与实际运行中所需要的行政审判制度相适应的问题。从我国现行行政审判制度及其存在的理论根基的矛盾出发,通过探究我国当前建立行政审判制度目标的背景,证明以实质性解决纠纷作为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目标具有现实可能性。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与可附带司法审查性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完全是一回事。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专门审查和附带审查两种方式,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于前者,然而,在我国现行法院体制下,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具有可诉性,不宜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事实上具有可附带司法审查性,我们可以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完善现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司法审查制度,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     

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功能

行政诉讼中的诉讼类型如何设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何确定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因此诉讼类型制度不具有拓展受案范围的功能。从完善诉权保护的角度来说，虽然可以考虑引入无效性确认之诉、继续确认之诉与预防性诉讼三种诉讼类型，但不可高估其意义。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系以非明文规定方式建立了类型制度。是否明文规定诉讼类型仅具有形式意义上的区别，不会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构造形成实质影响。改良行政诉讼制度应着力推进实质意义上的诉讼要件制度的完善，不能寄希望于明文规定的类型制度的构建。     

基层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出路与对策

提高基层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基层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重在提高法律意识和树立法制观念,在此基础上培养他们的法律思维能力和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最终建立一个基层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